周晓亮谈王玖兴（三）

周晓亮谈王玖兴（三）

玖兴先生的文章不是特别多，但是很多学者都认可的，他们会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研究一些东西，如果是王老师写过的，你都应该好好看看，他的东西都很扎实，思想敏锐的。他从国外回来，跟我说国外都研究解释学，也叫阐释学。他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都在研究这个东西，他说他也要找个时间去研究一下，其实那是当时主要在德国刚刚兴起的一个学科，现在国内也有人在搞，但是，人家搞得挺大的。所以，他是那种在学术上思想很敏感的人，他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他翻译《纯粹理性批判》进展慢，要抄写，再修改，我建议找个人帮他录入，我几次对他说如果需要整理，我找人帮他弄。他说不用，我自己做。我说你自己做太慢，他说我自己做就是检查一次，谁也不能保证我一遍出来是对的，我重头做一遍，别人代替不了。后来觉得搞差不多了，挺高兴，我还以为做完了，谁知后来丢了稿件，又病了。我去了医院三四次，谈得多的还是这本书，我心里想的就在他去世前出版，看不到也不要紧，能由他钦定就足矣。我问他别人能不能帮他做，他说没想好。我回去琢磨，把现在的这个所长推荐给他。找较年青的，老的不可能找，德语不错，翻译过德文，得过奖，也是外语类评定委员会的委员。找人来接替他做好后面的翻译工作，这在学术上是好事，也是善事。王老师答应了。我把那人带去后，老先生同意了，稿件就交给他了。后来我再去医院，老师的情况很不好，思维不活动，不清晰，跟他讲的事不反对，也不同意。晚期，病毒侵害大脑没法做了。那人当面跟他保证要做好，但十年了，还没做好，很遗憾。没通过王老师的手定稿，当断不断必为其乱。受了外界的干扰太多。好在现在已经做翻译了，已经送出版社了。这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或第四本了，学界正翘首以盼。

老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里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先生，我都有接触，比起来，他给我的印象最深。至少我从他身上学了很多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踏踏实实。我们记忆犹新，但很多人已经想不起来老一辈学者是如何做学问的了。这些都应该在学界弘扬光大。现在有些人说，过去的老先生还不如现在普通的教授写得多，这种评价是不对的。学问的东西不能以多少来评价，而是在于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你的投入。现在搞市场经济，急功近利的太多。学校搞纪念馆，在学生面前首先要展示他学问做得如何好。人品要厚道，学问上也要厚道，中国人就是强调厚道，强调老老实实做人，要学生晓得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搞学问也是这样，工农商学兵你都可以干，但是你都得这样去做。投机取巧的，你会害自己也会害别人。

另外，我觉得特别的一点是，人在做事业的过程中，甚至是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挫折，尤其是知识分子，特别敏感。也许一个普通的群众，他虽然也有思想，但不会那么敏感。比如说，国家的命运，政治上的变化，个人的待遇（不一定体现在金钱上）等，往往还体现在社会精神地位上。我们国家发展这么多年，中间有曲折，怎么对待这个问题，这不仅是中国人会遇到的，不管你活70还是80岁，都会有这样的事，也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有这事，你怎么对待？即使你生活在一个亿万富翁的家庭，你过得太好也有不足的地方，你也有不满意的地位，物质上的满足，并不表明你就是一帆风顺的，也许是你最大挫折，你一辈了什么也没干过。有几个衣食无忧的人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王老师在这方面尤其值得学习。

当然他不是圣人，他遇到挫折时也会有不满，也会有牢骚，但他能一直向前看，他不像有的人就是喜欢发牢骚，把自己摔进去，整个人都愤世嫉俗，这样自己就没法前进了，就被自己的牢骚淹死了。他不这样，你想想，他回来之后，文革期间被弄去烧锅炉，睡大通铺，好在他当时身体好，他在所有这些事里，他受了委曲，都没关系，他都能够乐观地、人心向善地去看这些事，处理不好就可能是抑郁症，处理好了，以后还会发展进步，现在的年青人太脆弱了。

他没有脱离这个国家，他在解放初期，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他是为共产党干了很多好事，为了新中国干了很多好事，刚开始的时候，他在国外，没有见到新中国的成立，打完日本，打内战他就出去了。但新中国一成立，他凭自己的见识，就感觉到这个国家有希望，所以那时候我国的外交是空白，对外部不了解，他为外交事业翻译了大量的材料，在瑞士，交给我们的政府，告诉你外部世界的情况。那就是无偿劳动，为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这个，外交部都是有定论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任华他们出国以后就找到了他，劝他回来为国服务。事实上，回国之前，他就为祖国做了很多事。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听到他讲过对民族与国家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值得批评的事的负面的批评的话。

文革时，他儿子王以华也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和我谈论这事的时候，也是很乐观，好像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创伤。这一点也得到了证明，改革开放以后，他要求入党。放在现在，要求入党的年轻人也并不多，但他那么大年纪了却能就有这一要求，非常可贵。他与我并不是一个支部，但我当时参加他们的支部会议，会上我说了，一个老先生到最后选择的是共产党，而且是文革过来的人，当年都是住牛棚、上干校的人，现在要求入党。还有贺先生也是，比王老师早一点，发展王先生的会，我也参加了，发言了，这对我们年轻人是有教育意义的。他认识到国家的发展和前途要靠共产党。

现在看起来也是这样，从建国到现在，咱们中国和过去是不一样的，习主席讲了一番话，他说我们要讲历史，教育学生也罢，教育群众也罢。你不讲历史就不清楚，年轻人常讲代沟，其实，一旦真正地讲历史了，你才知道是可以把代沟跨越过去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从过去发展而来，你不知道过去，就不知道现在是从哪里来，你就不知道怎样对待现在，就不知道怎样往前走。我觉得，王老师最后有那么一个选择，他是看到了过去，看到了现在，也看到了将来。他说到贺麟先生入党的事时，说贺先生是一个向上的人，我也不是那种甘居落后的人。当然各人理解不同。贺先生文革前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了，毛主席接见过，和毛主席一起吃过饭的人，但文革受冲击了，但到文革后他入党了。一个人的品味表现在哪里，你的表现就反映出来，装了也不行。

讲到贺先生，有一个小事，我说一下。当时我们单位捐款支援灾区，他已经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