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亮谈王玖兴（一）

周晓亮谈王玖兴（一）

王先生在解放前1947年就出国了，过了10年以后才回来。回来以后，正好遇上反“右”，所以，他没有赶上解放初期，即1949年到反“右”之前这段国家各方面发展，尤其是文化发展形势比较好的时期。到反右的时候，尤其是有些方面扩大化的情况，对一些知识分子有些压抑，所以他回来以后，基本上就没有更多的从事具体的学术本身的文本研究，他自己生前也曾经说过，我写的东西不多，主要的精力放在翻译上。所以他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在《王玖兴文集》里，一些老学者的回忆性文章里也反映了这么一个实际情况。

首先，讲讲王先生在我们国内，整个西方哲学界，对他有一个比较中肯的、盖棺定论性的评价，他的知识，他的传统中国文化的知识和西方哲学的知识，对国外的了解，他两方面都具备深厚的根底。现在我们有许多哲学大家，但是，这两方面知识根底都很深厚的，应该说并不是特别多。改革开放以后，大批年青人、中青年出去了，两方面教育都受过一些，但是，应该讲，至少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方面，是无法与王先生这些老一辈比的。像我们这个学界里面，打头号旗帜的像贺麟先生，他是国内的重要西学专家，他在中国传统西学这块搞得是非常透的。而王先生呢，涉猎很广，在解放前，在连云港就是一个出名的人物，他学习很好，考取了全省第一，那时候，是要真本事的，不像现在这样，有的人投机取巧，甚至考试作弊，或者是应试教育，而他们当时不是，所以他是一个对中西教育有深厚功底的这么一个教授。他与某些单打一的是不一样的，现在有好多搞传统文化的学者，他们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通一些，但对国外的可能就知道得少一些。王先生是这两方面根底都深厚的。而且，他尤其是解放前甚至解放后的一段时间，他对中国的哲学思想都进行过一些研究，包括在北大听冯友兰先生的课，给冯先生当助手时，他都认真地去研究，他本来就想在这方面搞得更深一些。这里面有他这种心态，加上出国回来以后，就又增加了西方文化的训练与研究，这样他就两方面都深厚。所以，后来，我们学界对他有一个评价，因为他后来主要是搞翻译的：他搞翻译，他搞得有特点，他不但是对外文的理解准确，这是最基本的。

翻译讲信、达、雅嘛。你首先要真实，要对，要正确。然后，要达意，你光正确，意思给你译歪了也不行，意思达不到，人家有潜在的意思在里面，但你没表达出来，是不行的。另外，你还得原汁原味，人家是什么味，你译出来还得什么味。外国人写的东西好多本来就很拗口，很抽象，那翻译出来也得很拗口很抽象，人家很难读的东西，你翻译出来很顺畅，你也丢了人家的味，那你就不行。尤其是哲学家，你把人家翻译成小说家，不行。当然，人家本来很通顺，你翻译得很难读也不行。而王先生这方面的训练很好，一方面，他外语底子好，另一方面得益于中文功底深厚。因为中文本身这种文字，它表达意思的时候，可以特别简洁明快，它不像外文句。外文特别长，这是它的特点，人家有人家的长处。我们中文可不是这样，我们中文是短句多，人家一个长句，一个很长的意思，可以相互勾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中文的短句把它做出来，这就比较麻烦，有的人翻译的时候是把外国人的长句按照原样给他翻译出来，腾云驾雾似的，你看起来是对的，意思没错，但是中文看起来太累。而王先生由于他中文底子特别好，他能做到一丝不走样 ，抽象的归抽象的，但是他能把中文表达得特别清楚，你不用在那揣摩理解，因为中西文字的差别，中文短句多，人家长句多，长句子分成短句子，你不能搞错，搞错了就整个反了，他这方面就做得好，这是对他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在搞学术翻译中，尤其是我们哲学是最难的，因为哲学太抽象了。他的文笔，他翻译的质量，大家都认可。咱不好说是第一，但至少是排在前面的。咱也不好争什么第一，也没评过这个。但他翻译的东西现在还是公认的高质量，是可信的，没有被推翻重来的。比如他翻译的《哲学的基础》，没有人说他翻译得不好，要重新翻译。他和贺先生翻译的《精神现象学》，也是这样，没有人再翻译。据我所知《纯粹理性批判》有好多人在翻，在国内已经出了六版了，就是以前有些总觉得过不去，总觉得不成熟地方太多。但是王先生翻的没有重译的。大家都是拿他的作品当成经典去读的。

我是他的第一个或者说是他的并列第一的硕士研究生，他回国以后没有带过研究生，解放前他估计也没带，那时候他是刚外出求学嘛，改革开放以后，78年全国统一招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我和其他同学就考了社科院哲学所的硕士研究生，考了他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室主任是贺先生，副主任是王先生，还有一个叫余立成的，两个副主任。那时候，我们考研究生，我的身份是工农兵学员，考取研究生以后，从这个新的系统里面毕业了，工农兵这个帽子就摘了。说句实话，工农兵学员嘛，我在学校也就学了几年，但是，当时主要是学马列著作，搞马列著作的，另外是在社会工厂，到工厂、农村去讲马列著作的书。除此以外，外国哲学也学，但都没有深入学，那时候，教育不正规嘛，没有正规的、系统地学，基础比较差。当时有些书看，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多，所以只知道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有这么一个研究室，这里面的老师我一个都不认识，不像现在一些人报考时，导师都认识，都知道。甚至考之前都跟你联系上了。我们那时看书归看书，从来不注意译者，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那时恰好是拨乱反正，文革刚过，我报考的。也没有具体分什么专业，报名人很多，第一届嘛，收是最多的，30、40人，但，我们这个专业就收了9个人，在面试的时候，不是王老师面试我的。面试分两个组，贺先生和王老师是一个组，我们这个组是杨宜之老师和鲁信先生负责面试，我面试通过了。后来，要分专业，要我们自己报专业，那时候我也就只会英语，所以我就报了英国哲学，其他人选专业也基本是按照语言来选的，当然也有的人是根据兴趣来选的。这样分了以后，我们室里有资格带英国哲学研究生的老师是没有的。院里一商量，就把我和另一个叫陈远泉的（镇江人）也是搞英国哲学的分给了王老师。我知道王老师是带德国哲学，当时心里想，如果能有一个带英国哲学的老师教我多好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很单纯，没那么高要求，没那么挑剔，能够读研究生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到了中国农科院这样的单位。

做了王老师的学生以后，王老师就跟我们谈了。他特别强调，你们要把外语搞好，这是我们，包括我们研究室治学的一个传统。他说，第一，你搞外国哲学，你必须把你的外语学好，这是工具，而且必须要用你熟悉的这门外语去听、去读、去写；第二，你搞研究，你不能借助别人翻译的东西，也不能借助其他的二手材料，你必须去读原文，所以，你外语必须搞好。当时我还不太了解王老师的深度，但是稍微接触了我才知道，原来王老师并不只像大家说的那样只是德文好，他法文可能更好，英文也特别好。在我们的那些老师里面，能够像他这样三门外语都学得很好的，可能也很少。能有两门拿得好的已经不错了，一门学得好就已经够用了。像贺先生吧，他德文也不错，但很多地方他要靠英文去帮助，他的英文更好，所以看一些东西的时候，要靠两种文字对比，借助英文来理解。而王老师就不一样，他三门外语都好，都够用。按照王老师的要求，我们就多学外语，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文革前，对英语的学习训练是不够的，不像现在这样，上了研究生以后，按部就班地学基础课、外语课、专业课……那时候我们不同，所以三年时间里，我们有近一半的时间是用在外语上，也没有办法，而且过去我是学俄语的，不是英语，英语也是后来才学习的，这种情况下，不管怎么样吧，就自己多花些时间，自己努力，逐步地把外语拿下来，水平不是特别好，但起码能应付得了这个工作需要。王老师在这一方面对外语的要求特别高，当然这和他的经历有关系，咱看过了他生平就会知道，他跟我谈了好多次，他知道他没有写很多东西，实际上他写也写了，而且不少，但是他觉得他没达到自己的那种要求，而且没有办法和现在比，现在是一个教授有两三本书也不算什么，现在有的教授动辄就八九本、十几本的都有。当然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现在信息开放，鼓励研究，整个社会大环境不一样；另外一个，是现在出版、印刷的科学技术也上去了。

那时候没有电脑计算机，你看王老师的稿子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而且一个字一个字写的话，有时还要别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帮他抄，他自己还要修改，在那原文上修改，很麻烦的，不像在计算机上修改，很方便。而且他回来以后，那时候就觉得他们是从国外回来的老知识分子或者是旧知识分子，就觉得他们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去研究西方哲学，好像是够不上劲。当时还搞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的一个金先生还在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讲述经过改造，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来了……王先生回来以后，当时室里给他明确交待了任务，主要工作就是做翻译，所以他觉得就是要把这个翻译工作做好。也许他以后还没有这样多的精力去做翻译，但是他后来回国后，大量的精力都是来做翻译，他翻译的东西后来陆续出版了，他外语特别好，觉得翻译工作比较轻松，所以他也不讲价钱，不计报酬。我与王老师的感情特别好，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是他一方面教给你知识，另一方面，他教给你人品。

附：周晓亮，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