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平谈王玖兴

王以平谈王玖兴

父亲在武汉大学时期，回国前两年时间，我们有三年左右在一起。我记得57年，他在瑞士工作，我们上学时，白天见不到他。夜里11点钟后，他从书房出来，我才能听到他讲一些事情。那时候我有个毛病——尿床，父亲每天晚上11点左右把我提溜起来，那时他就会自言自语讲他工作的一些事情。我听不懂很多，但他讲的一些人生哲理，时间长了，潜移默化，对我影响比较大。他年轻时代的一些事情，这时候讲的比较多，时间长了，我也记住一些事情。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和父亲接触不多，当时他被送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蹲牛棚，烧锅炉。我1968年底到社科院，从山西插队病退回来。他们还没有回来，后来陆续回城，没有安排工作的一段时间，也有些交流。1981年我出国进修，后来在国外工作很长时间。出差时回家看看父母。对我父亲的了解是出差以前。

记得小时候，在瑞士，见父亲不容易，因为他在山上疗养，我母亲一年一次带我们去看他，或者他下山，在家里呆几天时间。他在山上给使馆工作，翻译材料，有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材料。母亲做交通工作，提交我父亲的材料，海外过来的信件。那时我7岁，我姐8岁，母亲安排我们坐火车，到大使馆送材料。当年大概是北京地下党城工部，我父亲是清华蒋诛会成员，我父亲算是亲共分子，他们在留学生中很快就找到了我父亲。父亲身体不好，工作分成两摊，和母亲分头做这个事。本来我父亲很早就想回国，身体原因，还有找不到人接替他，工作无法移交。日内瓦会议时，使馆将我父亲的请求请示总理，总理批示可以；当时考核了一对兄弟，考核了近两年，才接替了我父亲。回国前，是56年时，家里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那时候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连续发生了一些大事情。东德，波兰，影响最大的是匈牙利工人起义，苏联红军出兵了，这事过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改革潮停了。母亲问父亲，现在回去有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父亲激烈地说即使回去扫马路，也要回去。父亲为回国这件事情一直盼着。1956年，组织上委托他的导师冯友兰找他谈回来工作的事情。当时国内百花齐放，在学术界，允许大家表述不同意见。那时候国内政治气氛相对于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一言堂明显比较宽松。这个时期，如果回国，工作条件，学术研究气氛会好一些。不久，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被压制下去了，武力镇压过后，政治气候就变啦，东西方冷战，形势很严峻。我父亲没有动摇，坚持要回国。他学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这个专业回国的话，学术研究上阻碍还是比较大的。等使馆手续好了之后，取道布拉格，莫斯科大学，和那里的学科研究所进行了一些学术交流。

回国后，父亲住在专家局招待所，每周都有学习活动，是针对回国的留学生的。没多久，反右运动开始，刚开始，在北大的朋友就告诉他被定为右派。不久被分派到哲学所工作，组织找他谈话，因为他从西方回来的。哲学所作为政治思想阵地，是中宣部抓的政治堡垒，要求高，也抓得特别严，跟他讲他可以在内部做学术介绍，但不能发表文章。后来哲学所有没有跟他谈过开始可以写文章，我不清楚。

我父亲57年在国内工作，热情很高，日程很紧，参考消息必看，进书房兼办公室工作，门一插，直到中午12点保姆叫吃饭，吃完饭，睡午觉，又开始工作，到吃晚饭才出来，吃饭后，和母亲说说话，再进去工作到晚上11点左右，把我提溜起来之后，才睡觉。他工作非常紧，非常高效。回所里作过几次演讲，反响还比较好，带回来国外学术的思想，对一些著作的理解，有他独到的理解。这与他的德文、法文语言水平高有关系，和当时国内的苏式教育相比有优势，他工作一直很积极。从57年到66年，他工作中断很多次。58年大跃进，乡下修水库啊，我父母被派去了。

61年，军事科学院宋任穷将军找几个德语好的，翻译克劳斯威茨的《战争论》。我父亲也在其中，属于抽调过去的，集中关在民族饭店吧，与他们所里工作没有关系，那时候效率也很高。四清时期，他不是党员，但四清时做了工作组小组长。以很大的热情参与这项工作，做农民工作，家访啊什么的，有自己的优势。这是文革前的一场洗礼，他也预感到文革的到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他有一定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没多久，“四清”，大约一年时间。文革开始后，我们各自忙自己的事，见面机会少了，父亲很快被隔离开，不能回家。

68年冬天，我去看他，他正在烧锅炉，大冬天，就穿个短裤衩。夜里，他还要推个独轮车倒炉渣。他锅炉烧得不错，他很乐观。他住在锅炉间隔壁房间，对自己烧锅炉本事还挺得意，大家打开水不用排队，能节约煤。他好几次下乡干活，干农活很在行，割麦子比赛，他和部队连长两人排在最前。对这些磨练，他始终很开朗。文革后来对历史问题的审查，他是耿耿于怀的，但他自己又说不清楚。抗日战争时，他在昆明西南联大读研究生，家庭挺大的，我母亲、姐姐、姥姥、小姨，还有我的大舅（新六军的军官），都住在我们家。当时通货膨胀，养这么大家不容易。父亲一边念书一边兼职。西南联大教授，发的米很少。我父亲在昆明电台的对南洋华侨的广播，作军事评论员，正值抗战后期，西南反攻，远征军，滇缅作战，驻印军等，对这段历史，他记忆犹新。很多年后，他情不自禁提起来这段。那是他广播的战报。新一军，新五军，新六军，青年参军潮，若干个战役的名称，反反复复地讲。解放后查档案时，有一个国民党名单里有20多人，其中是西南联大的年轻教师、研究生之类。我父亲否认，他说没人找过他入国民党。后来查无实据，是国民党填名单充数现象。他却因此工作受影响，他很懊恼，家里姐姐妹妹接受教育、入党都受影响，他有一定精神负担。

我父亲时常回忆小时候，他排行老九。跟他的爷爷住，曾祖父给他说故事，他对这个没文化的爷爷很敬重。这个曾祖父是煤矿工人，后来举家东迁，到赣榆海滩晒盐，定居在赣榆。曾祖父是盐工，爷爷也是盐工，还是好手。家境扭转是在那个时期，有一次下雨，曾祖父和爷爷两人，一人守一个盐垛子。周围其他盐垛子都化了，就剩我们家这两坨子盐，盐涨价了，发了！值钱了，买了200多亩地，20来条渔船，变成地主、渔霸。他时常讲他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吃饭和长工一个桌子吃。长工的饭和家里人一样：煎饼，咸鱼，虾皮，虾酱，偶尔有肉，妇女儿童没有这个吃，包括曾祖母，奶奶不许上桌。上桌的只有爷爷和长工。

跟这件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