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华与王玖兴

王以华与王玖兴

王以华老师说，其实她原本不想当老师，也并不喜欢经济。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外交家。

“1947年，父亲参加出国留学考试获得英愽奖学金，1948年，刚两岁的我和弟弟随父母到达瑞士，一直到1957年回国。小时，父母对我们的唯一要求是：在学校好好学习，在外面有礼貌，不给中国人丢脸。但是，见到穿着干净、有礼貌的东方孩子，外国人总是问：‘你们是日本人吗？’这样的询问深深地刺伤了我幼小的心灵，我日夜盼望着祖国强大。”虽然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但瑞士人民给王老师更多的回忆还是朴实、友善和博爱，她把瑞士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从1949年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奖学金停发，父母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习和生活。每到圣诞节，教会组织很多家庭给予别人无私的帮助，我们常常收到他们亲手编织的毛衣。”至今不能忘怀的还有一位被王以华称为“智慧而又博爱”的老师。“当时我们就读的基督教学校以德语为主，但开设了一个法语班，Dorier先生为小学一至六年级的所有学生教授所有的课程。这位老先生非常关心和了解他的学生，对教学一丝不苟，深受孩子们的尊重。他尊重我们，尊重中国文化。我十分怀念全班同学在烛光下轮流朗读文学名著“悲惨世界”的时光。是这位老师在潜移默化之中奠定了少年时是非观的基础。”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瑞士成立大使馆以后，我的父母是毅然更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唯一留学生家庭。当时，西欧各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瑞士是中立国，成为中国深入了解西欧各国政治、经济、军事体制的唯一通道。父母为使馆翻译了大量文献资料。许多海外资料邮寄到我家，再由使馆的外交官傍晚时来取，或者我们送到伯尔尼大使馆。这些外交官是我少年时见到的第一批中国人，他们的言行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我想，这大概就是国家的代表吧。这也许是长大以后梦想成为外交家的原因。”

“1954年，周恩来总理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会议，使馆向他汇报了父母的工作和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愿望。当时，父亲已经取得瑞士弗莱堡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任教，学术前景很好，但是他毅然放弃了。他接受了老师冯友兰先生的邀请，1957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路经布达佩斯和莫斯科，带领全家回到祖国。当火车驶进满洲里时，列车里响起祖国颂，我们都激动得热泪满面。”

青年求学改变最初梦想。1965年，报考大学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讲究出身背景的年代。王以华的亲属中有很多海外和台湾的关系。父母肯定地告诉她是做不成外交官的，既然喜欢外语，就考北京大学，以后做一名外语教师。“那个时候我很犟，就是不愿意当老师”，一边说，王老师爽朗地笑了起来。或许她正在比较当时的想法和现在实际的矛盾吧。我追问了一句：“现在做了当时很不想做的一个职业，感觉如何？”王老师再次笑着说：“没那么糟糕。也可能是因为父母都是老师，我的血液里也遗传了这方面的基因吧。”既然王以华老师现在觉得做教师是一件幸福的事，那么在我们看来，当年外交梦想的破灭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由于种种原因，王以华老师最后考上了第二类志愿的最后一个选择——北京经济学院，学习劳动经济学。“那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学经济，乏味的要命。”语气中，似乎还能听出当年的无奈，当然又是一阵相同的笑声，缘于相同的初衷与实际相悖的矛盾。入了大学以后，王以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从小到大，读书，上大学，对她来说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是大运动、大动乱、大动荡。王以华老师笑声中对当时的概括是“当时的红卫兵很活跃，到处煽风点火闹革命。”

20岁的她和几位同学组成了一支红卫兵小分队，从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宜昌，从宜昌又乘船到重庆，然后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跨过乌江，路过遵义，步行串连到贵阳，走了 14天。与当时动荡的环境相反，她们经过的山野村庄却很平静，农民照常在田间劳作。正是这些普通而又平静的农民，给了王以华新的人生启示。

有一天走到一座高山，他们每人拄一根竹竿艰难地往上爬，后面的农民，从10几岁的小孩到50几岁的老人，背上还背着煤，却嘻笑着从后面超越了他们，让他们很难为情。但是，到了山顶，他们发现一个姑娘正在等着。原来，是农民队伍里的长者发现天快黑了，怕他们们迷路，故意留下一个人。姑娘领着他们在狭窄的田间小路穿行，如果没有人带领，很容易一脚踩下去。到达村委会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们躺在稻草里睡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完成任务的姑娘没有说什么就走了。村民们默默无闻的朴实善良深深地打动了王以华。

又有一天，他们走进村庄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而村长还没有回家。原来，他带着壮劳力到山上挖白薯还没有回来，而全村还在等着吃饭呢。但是，他们还是把最好的东西端给了学生。到了乌江，他们拜访了当年为红军摆渡的老艄公，在遵义见到了为毛主席缝羊皮背心的婆婆。这些人很平实，只是在学生们的询问下做简单的回答，并没有把这些当成什么光荣伟大的事情。王以华老师回忆当时的想法：“要是我做了这些事情，那一定为自己记一个巨大的功劳簿，会到处跟人炫耀。为什么他们如此平淡呢？我不禁想起鲁迅的话：只有知识分子才会到工农面前去悬赏。这次经历对我震动很大，我忽然间清醒了，我要做他们之中的一员。如果说以前，我深深热爱自己的祖国，从此，祖国人民在我心中顿时变得鲜活了，他们如此朴实善良，还如此贫穷。我下定决心要为这片土地做一些什么。”

1970年毕业后，王老师被分配到天津储运公司工作。8年里，当过维修工、搬运工、工会干事和团委书记，但没有机会接触业务。这期间，她在劳动中用正直诚实的态度，收获了工人的信任和青年的友谊，但是她始终为自己没有机会好好读书而遗憾。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第一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渴望学习的王以华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王老师还记得当年去报考的时候，已经是报名最后一天，选择了当时的一个冷门专业——企业管理。被王以华老师评价为“冒险”的考研最后成功了。1981年，王以华老师获得了文革后中国人民大学首批经济学硕士学位。

注：王以华，1946年生，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经济学学士（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经济学硕士（1981年），法国南锡欧洲大学中心欧洲经济学硕士（DESS）（1983年），法国巴黎第九大学管理学硕士（DEA），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翻译家王玖兴与儿童心理学家范祖珠之女。2001年进入清华大学，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