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问的人生

思与问的人生

 汪堂家 
  2006-03-20 

真正的学者多半欣赏思与问的人生。尽管他们也不免为柴米油盐操心，为子女上学发愁，为工作琐事奔波，但他们拥有不易改变的信念并懂得为信念而取舍。王玖兴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坚守信念的学者。读罢《王玖兴文集》（崔唯航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想起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我更加坚信这一点。 
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研究专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凡研读过经他翻译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雅斯贝尔斯的《存在哲学》等名著的学者都无不为他的译笔和学养所折服（另外，王先生在“文革”后期初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谢地坤先生正在整理，即将出版）。王先生早年在冯友兰门下读研究生，专研中国哲学，1948年赴欧洲求学，1957年回国后就赶上“反右”，在此后的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也不得不像他的许多同时代学者一样忍受时代造成的苦难，“文革”期间，他的数部译稿被藏在石头底下才得以保全。作为他的弟子，我与他只见过八次面，大部分时间是我从上海赴北京向他求教，在他阜外大街的寓所里，少则呆上三小时，多则呆上一整天。从他那里，我既了解到许多学界前辈的轶闻趣事，又体会到他所代表的那代学人的心灵隐痛，也见识了他的渊博学识、儒雅风度和精深思想，更粗知了他的中西互证的阐述方式和以道观物的运思风格，甚至为他那民主笃正的家风和殷殷的文化情怀所感染。 
我记得，他家请了一个四川保姆，初到时，这个保姆识字很少，每次写信要王先生或师母范祖珠教授代劳。范先生出生名门，英法文俱佳，在瑞士时曾问学于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回国后还翻译过他的作品。范先生聪慧贤淑，多才多艺，加之见多识广，相夫教子自不必说，谈起学问亦头头是道。她决意把自家作课堂。除了分门别类教保姆多种手艺之外，还教保姆穿衣打扮和待人接物，但重头戏仍是教保姆读书识字。隔了一年，范先生不无自豪地向我宣布，她家保姆已能自己写信了。王先生在一旁助阵，坚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当得知保姆家里困难，他不仅慷慨相助，而且主动叫保姆到外兼职，一方面将范先生教的技艺发扬光大，另一方面让她多点收入，而自己给她的薪水不降反升。 
关于学与用，王先生还有一套理论。他不仅主张学以致用，在用中学，而且提出了“演示的知识”的概念。依我之见，他所说的“演示的知识”与波兰尼的“默会知识”有几分相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按他的解释，“演示的知识”就是根据形象和动作而学到的知识，儿童看大人下棋，徒弟看师傅操作，演员跟老师学戏，士兵看军官示范等等，这些都与这类知识有关，他认为把知识简单地分为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弊端不少。且不说亚里士多德早就正确地把理论知识作为实践的一个重要环节，现在，由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模糊，通过书本之外的途径获取的知识反而更重要了。他多次提到现代教育的畸形（比如把审美教育等同于上美学课），主张扩大“知识”的外延，并把知识教育上升到能力教育，而不是时下人们津津乐道的素质教育。能力教育比素质教育更高一层，按我的体会，前者包括培养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判断能力、批判能力、探索能力、洞察能力、审美能力、行善能力和坚持能力，后者似乎隐含着把人视为与自然物无异的东西并使目的与手段脱节。 
关于素质，王先生与他的儿子还有过一场辩论。有一年，他儿子以平从巴黎回京探亲，上街买东西时一不留意，放在车后的东西就被小偷拿走了。回家后他颇为沮丧和气愤，就跟她母亲讲起此事并说中国人的素质确有问题，王先生接过话茬与他儿子辩论起来，大意是说，中国只是教育不够普及，人的素质高低与当小偷没有必然联系。我当时在场并加入了讨论且赞同以平的看法（范先生后来也参加了讨论，对以平的看法表示同情性的理解）。论气势，以平似乎占上风。王先生讲话慢条斯理，但条理清晰，论证周密。这是我第一次见识王先生的说理技巧与雄辩才能。后来我问王先生是不是受过专门的辩论训练，王先生说没有，自己不过是善抓逻辑漏洞而已。这次我读《王玖兴文集》，方知王先生的确用心研究过逻辑，他在1945年写的“论必然命题”一文即使在今天仍很有学术价值。他说，“我个人一向觉得逻辑的势力伸张于一切知识之内而为一切知识的骨干，逻辑不研究任何现实事物却不能逃其规范，既叹服其权威，又惊讶惶惑其权威所自来”（《王玖兴文集》第31页）。联想到逻辑训练在今日教育界的困局，心中不免要问：不重逻辑训练，学术创新从何谈起呢？ 
对中国哲学，王先生总是那么一往深情。1988年秋，王先生跟我提到在英国长大且30岁才开始学国学的辜鸿铭如何具有中国人的文化情怀。当时，我并未在意，直到1990年受朱维铮先生之命翻译《辜鸿铭文集》(后以《乱世奇文》为书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方知王先生所言非虚，且钦佩朱先生在选题上的过人之处，因为辜鸿铭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触及了当今学界讨论的许多重大文化问题。王先生每次与我论学，均从中国哲学谈起，尤其好谈孟子和陆王心学。他常说中国文化中其实不乏人本观念并认为同情心的培养是道德教育的基础，也是文明的活力源泉所在，因为其中蕴含着对生命的尊重，而尊重生命及其尊严对一个社会及其文明是第一位的东西。他特别提到了一件令人心痛的往事。他本有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在瑞士不幸夭折。一天深夜，他孩子突发急病，他们去请瑞士一个平时较熟且当医生的邻居给孩子看病，并言明时值月末先交一部分钱，余下部分下月初奉上，这个医生竟然拒绝为其孩子治疗。此事对他们的打击实在太大，以致给他们留下了终身的隐痛。至于他们的小女以然到美国学医是否由此触动，我不得而知。但想想孟子的教导，想想我的一个熟人三十年前星夜为仇家治病的情景，再想想现在时有所闻的见死不救现象，我深深理解王先生的那份痛楚，也深深感到他的一些见解其实凝聚着生命的体验。 
然而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对思与问的执著。王先生经常引述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教导，强调思是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尽管有思就有怀疑，有思就有迷惘，有思就有困惑，有思就有痛苦，但只有能体验大痛苦者方能体验真幸福。思是智的进阶。哲学之思在于思到思的尽处。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