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王玖兴教授

悼念王玖兴教授 

 [德]  R．劳特（Reinbard Lauth）

(1919—2007)

    那是1980年的事情，其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派出他们的教授到伟大的理念论哲学的家乡——德国，这位教授就是王玖兴先生。王先生首先到美茵茨，以便了解康德研究的状况；然后再从美茵茨到慕尼黑。我与他约好，我在火车站接他，我手持一本红书在胸前，好让他能够认出我。我猜想，他会穿一身当时非常流行的蓝色制服。火车进站了，在众多的旅客中有一位中国先生向我走来，但他穿的却是一件欧洲式样的黑色大衣。他认出我来，并且笑着说：“你就像一个中共党员。”这样，我从一开始就对他抱有特别好感，我觉得，他对我也有同样的好感。25年以来，我一直从事科学院版的费希特全集出版工作，并与东柏林的哲学所所长布尔（M．Buhr）教授密切合作，我与他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对王玖兴先生来说，不把我看做一个高鼻子的西方学者，而是当成一个完全可以理解、并且喜欢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人，当然是一件既非常愉快又令人吃惊的事情。

    王先生来到慕尼黑的时候，我们大学的汉学家弗兰克（H．Franke）教授恰巧担任巴伐利亚科学院院长。王先生是他接待的第一位官方的客人，弗兰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我们与中国研究机构没有联系。我仍然记得，王先生在科学院的留言簿上的留言是如何打动费兰克先生的，他从字迹上看出来访者的尊贵。我在这里还要补充的是，王先生年轻时候在瑞士的弗赖堡生活和工作过12年，他非常熟悉欧洲的习俗。

    王先生后来向我详细介绍了痛苦的“文革”时期。当我在1984年到北京的时候，一些住宅的窗户玻璃还是破碎的。我现在首先回想起来，就是王先生叙述的周恩来总理如何避免故宫遭到毁灭的故事；以及周恩来灵柩被送去安葬的时候，无数人站在马路旁边哭泣的事情。王先生本人在“文革”期间也遭受很大打击，他所从事的精神工作被判了死刑；他和他的家人生病也不允许去找医生。尽管如此，他在静谧的夜里仍然翻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基础》。每当他译完稿子，他就在黎明时分把稿子藏在石块下面。直到“文革”结束，他才把译稿拿出来。

    我第一次到北京时，王先生在机场接我。我是在巴黎乘机的，同乘这架飞机的还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安全措施特别严格，因为反复检查，飞机比预定时间晚了5个小时才起飞。当我们到达北京时，飞机上的所有乘客都必须留在原位，飞机被警卫团团围住。后来我们终于可以走出飞机，但任何人都不允许走进候机厅。只有在办完海关手续后，我才在出口处与王先生拥抱。后来，我在他家作客，为了接待我，他和他亲爱的、能干的太太（她出生在一个官宦人家）做了一顿非常可口的饭菜。此前两天，汝信副院长和德国大使馆已经在北海的仿膳宴请我，菜肴十分精致，而王先生家的饭菜也豪不逊色。只是他住的房子破损得很厉害，有些玻璃还是破碎的。

    王先生后来与我多次见面。我特别想起他出席在巴黎举办的纪念法国革命200周年会议的情况。王先生因为太忙而没有准备好讲稿，他夜以继日地在牛顿饭店（Hotel Newton）的大堂撰写讲稿，李理女土则帮助他。我们的友谊在这里就如同在慕尼黑第一次会面一样，是那么活生生的。

正是像王先生和他夫人这样的人，在一切都被颠倒的日子里继续承载了人类的文明。我们文明的持续不断应当归功于他们的坚忍不拔和持之以恒。我恰恰因为内心深处的感动，才可以追忆王先生和他的夫人。

    注：劳特（Reinbard Lauth，1919年——），德国著名哲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著名的费希特哲学专家。

    （谢地坤  译，原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8期，收录：《王玖兴文集》，崔唯航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