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王玖兴教授
悼念王玖兴教授
[德] R.劳特(Reinbard Lauth)
那是1980年的事情,其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派出他们的教授到伟大的理念论哲学的家乡——德国,这位教授就是王玖兴先生。王先生首先到美茵茨,以便了解康德研究的状况;然后再从美茵茨到慕尼黑。我与他约好,我在火车站接他,我手持一本红书在胸前,好让他能够认出我。我猜想,他会穿一身当时非常流行的蓝色制服。火车进站了,在众多的旅客中有一位中国先生向我走来,但他穿的却是一件欧洲式样的黑色大衣。他认出我来,并且笑着说:“你就像一个中共党员。”这样,我从一开始就对他抱有特别好感,我觉得,他对我也有同样的好感。25年以来,我一直从事科学院版的费希特全集出版工作,并与东柏林的哲学所所长布尔(M.Buhr)教授密切合作,我与他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对王玖兴先生来说,不把我看做一个高鼻子的西方学者,而是当成一个完全可以理解、并且喜欢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人,当然是一件既非常愉快又令人吃惊的事情。
王先生来到慕尼黑的时候,我们大学的汉学家弗兰克(H.Franke)教授恰巧担任巴伐利亚科学院院长。王先生是他接待的第一位官方的客人,弗兰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我们与中国研究机构没有联系。我仍然记得,王先生在科学院的留言簿上的留言是如何打动费兰克先生的,他从字迹上看出来访者的尊贵。我在这里还要补充的是,王先生年轻时候在瑞士的弗赖堡生活和工作过12年,他非常熟悉欧洲的习俗。
王先生后来向我详细介绍了痛苦的“文革”时期。当我在1984年到北京的时候,一些住宅的窗户玻璃还是破碎的。我现在首先回想起来,就是王先生叙述的周恩来总理如何避免故宫遭到毁灭的故事;以及周恩来灵柩被送去安葬的时候,无数人站在马路旁边哭泣的事情。王先生本人在“文革”期间也遭受很大打击,他所从事的精神工作被判了死刑;他和他的家人生病也不允许去找医生。尽管如此,他在静谧的夜里仍然翻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基础》。每当他译完稿子,他就在黎明时分把稿子藏在石块下面。直到“文革”结束,他才把译稿拿出来。
我第一次到北京时,王先生在机场接我。我是在巴黎乘机的,同乘这架飞机的还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安全措施特别严格,因为反复检查,飞机比预定时间晚了5个小时才起飞。当我们到达北京时,飞机上的所有乘客都必须留在原位,飞机被警卫团团围住。后来我们终于可以走出飞机,但任何人都不允许走进候机厅。只有在办完海关手续后,我才在出口处与王先生拥抱。后来,我在他家作客,为了接待我,他和他亲爱的、能干的太太(她出生在一个官宦人家)做了一顿非常可口的饭菜。此前两天,汝信副院长和德国大使馆已经在北海的仿膳宴请我,菜肴十分精致,而王先生家的饭菜也豪不逊色。只是他住的房子破损得很厉害,有些玻璃还是破碎的。
王先生后来与我多次见面。我特别想起他出席在巴黎举办的纪念法国革命200周年会议的情况。王先生因为太忙而没有准备好讲稿,他夜以继日地在牛顿饭店(Hotel Newton)的大堂撰写讲稿,李理女土则帮助他。我们的友谊在这里就如同在慕尼黑第一次会面一样,是那么活生生的。
正是像王先生和他夫人这样的人,在一切都被颠倒的日子里继续承载了人类的文明。我们文明的持续不断应当归功于他们的坚忍不拔和持之以恒。我恰恰因为内心深处的感动,才可以追忆王先生和他的夫人。
注:劳特(Reinbard Lauth,1919年——),德国著名哲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著名的费希特哲学专家。
(谢地坤 译,原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8期,收录:《王玖兴文集》,崔唯航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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