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渭川——心向民众的教育家

董渭川（1901年——1968年）名淮，字渭川，以字行。山东省邹县人。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校高师国文研究科毕业。历任中央大学区视察员、江苏东海中学校长、河北大学国文系教授、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山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四川南充民众教育馆主任、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团长、广西大学教授、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兼系主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兼教育学院院长等职。新中国建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兼校实习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副教务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

董渭川著述颇丰，有《欧洲民众教育概观》、《中国文盲问题》、《旧教育批判》、《新中国的新教育》、《董渭川教育文存》等专著十余部及论文二百余篇行世。

董渭川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活动大体上可以划分成三个时期：从1921年到1931年及九年后的5、6年间，包括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平民学校任教、当中学教员、中学校长、省教育厅督学、以及对广西省国民中学教育的指导，为进行中、小学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时期；从1931年到1948年，包括他任山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四川南充民众教育馆主任、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团长，及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为进行社会教育（民众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时期；从1949年到1957年，为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师范生教育实习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时期。有人以为董渭川一生的教育活动忽东忽西、杂乱无章，不可能在事业上有什么建树；然而他却认为自己的全部活动都贯串在一根红线之上，中小学教育也好、社会教育也好、教育实习也好，三者实际上是联系紧密的一体，仅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致力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

受祖父和父亲开馆授徒的濡染，董渭川自幼就认定教书是天底下最高尚的职业。因此1921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招生时，他毅然放弃了在中国大学攻读一年的法科学业，回济南再考北高师。入学刚两个月，他就到北高师附设的平民学校当起了小老师。他在体会教学兴趣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教育的不平等，产生了“现在的教育是有钱、有闲、有势人的教育，无钱、无闲、无势的人就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的认识，并由此积极参与平民教育运动，以替民众争回被剥夺了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

当时，平民教育、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词所表述的内容大体相同，常常并提通用。早在清末，有识之士就已呼吁仿照西方进行社会教育以开启民智。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教育部设置了社会教育司，并通令各省厉行推广社会教育。此后各地始设通俗教育馆、博物馆、阅报所等社会教育机构。1925年3月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病逝，因其遗嘱中有“唤起民众”字样，通俗教育馆、博物馆、阅报所等社会教育机构便整合而为民众教育馆，遂有民众教育之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民众教育馆开展教育活动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教育得到了政府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扶植，很快形成了席卷全国以“教育改造达到社会改造”的民众教育运动。

1931年7月，董渭川出任山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他大刀阔斧地对馆内原有设施进行了调整改动，办起了许多专题展览室，添设了图书馆、阅览室、阅报所，整顿了影戏院、茶园等娱乐场所，重新布置了讲演所，修整了体育场、儿童游艺场和民众医院；并开展了民众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的教学活动，组织讲演、出版各种读物，组织各类比赛，举办慈善活动；还在馆内附设研究会、读书会等社会团体。山东省民众教育馆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又确收实效，一时声名鹊起，各省市的民众教育馆纷纷派员前来参观学习。面对众口称誉，董渭川想得更深的却是占人口90%的农民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以及“如何使乡民生活安定，如何使农村复兴，如何培养大多数民众之民族意识使中国不亡”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因而提出并坚持省民众教育馆的下一步工作应走“由城市到乡村的路线”，即除对本省各县民众教育馆的工作加强辅导扶助外，还选定历城县祝甸乡作为本馆主办的民众教育实验区，与本馆同人一道轮流到实验区，把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提供给农民群众。

董渭川在祝甸乡实验区办起图书馆和陈列室，开展民众学校教学活动，举办讲演等宣讲活动，对信用合作社、植树造林工作进行辅导，出版读物，组织识字、展览、比赛等等活动，把实验区的民众教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这时山东省民众教育馆的工作不仅囊括了当时教育部所规定的社会教育的全部内容，而且多有创新发挥，因此《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在介绍全国各省民众教育馆工作时，介绍山东省民众教育馆的文字就用了6页半，而对其他各省的介绍则很少超过3页，甚至有在1页上介绍几个省的。山东省教育厅也为提升省民众教育馆的工作，特地委派他到欧洲考察民众教育。在考察过程中，他了解到苏俄采用创造新文字和使用拉丁文拼音的方法扫除文盲收到显效时，立刻想到汉字也应改革以使民众易认易记，便当即撰文吁请语言文字专家提出汉字改革方案，以利扫盲。他回国后，山东省教育厅先令省民众教育馆将主办的祝甸乡实验区移交济南乡村师范，复令馆长董渭川兼任山东省第一民众教育辅导区（范围为鲁北15个县）主任。在民众教育辅导区这个更宽广的范围里，董渭川和同人进行了辅导每所乡村小学以使之成为该地文化教育中心的新的实验。可惜这项工作开始不久，日本侵略军就打到了黄河边，实验被迫中断。在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国的民众教育运动中，董渭川因灵活创新的工作方式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备受瞩目，被俞庆棠、梁漱溟荐为“中国社会教育社”特邀理事。

开展民众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盲问题。董渭川当年的学生在回忆文章里写道：“中国文盲问题在旧中国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专家们曾提出过种种救治方略，如倡导平民教育，开办乡村夜校，编千字文，设扫盲实验区，搞文字的拉丁化等等，众说纷纭，各称其是。”他根据亲身体验，“提出了一个为世人所骇怪、为当局所不容的见解。他为《大公报》写星期专论，给学生宣讲，说这些方略都无济于事，只有改变社会环境（即改变社会制度）才有可能解决中国的文盲问题。”“他论证说，要想让占全国人口90%的农民学文化，必须首先使他们无衣食之虑；否则，他们就不能学、不想学。譬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