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问渔（恒源）简介

江问渔（恒源）简介

 

江问渔（1885～1961）名恒源，字问渔，又号蕴愚，别号补斋，以字行。生于灌云县板浦盐河西江庄（原名墎廊生，现属东辛乡尤庄村），是著名的职业教育家。历任江苏第二厅视学、省立第八师范校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处主任等职。积极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所等职业教育机构，并创办《职业与教育》期刊，开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先河。

问渔少时家贫，但读书刻苦，16岁即考中秀才，19岁，考进省立师范学堂（后改为江苏两级师范），两年后，进本校优级师范学师范博物科；毕业时名列第一，被留校任教。

辛亥革命成功后，任南京政府实业部科员，当时海州正酝酿分治，他积极参与，为灌云建县作了很大努力。不久，随南京政府迁往北京，任工商部职员。后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几所大学及中学教书，兼做《申报》记者。在北京期间，他著作《伦理学概论》及《中国先哲人性论》两书，出版后震动学术界。

1923年，江恒源回到江苏。任教育厅视学。1924年应邀回到故乡，任江苏省立第八师范校长。虽然只有半年，但拓展规划已初具规模。终因官绅掣肘，愤而离去，仍回北京任职。民国15年（1926），由黄伯雨、黄炎培两人推荐，任江苏教育厅长；民国16年秋，应冯玉祥邀请，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民国17年，受黄炎培电约，辞去厅长职务，到上海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主任，并在中央大学兼课，主讲职业教育课题。自此，江问渔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的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

当时战争频仍，教育经费不足，编制混乱，百废待举。他不辞辛苦，奔波于镇江、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筹集经费，兴建校舍，整顿秩序，充实人员。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有一次乘火车去苏州视察，有关部门为他挂一节专车。当他身穿布衫，头戴草帽，手提藤包，前往上车时，乘务员说，这是江厅长的专车，不带客。他说，我就是江问渔。

当时，军阀孙传芳坐镇南京，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孙要江恒源挑选漂亮的女学生数十人，送司令部，声言经过训练派往革命军中去做军事间谍。他听后勃然大怒，说：“我倒要见见孙传芳。倘若他不听，我就掼了这纱帽，绝不做帮凶！”他直闯孙传芳司令部慷慨陈词：“久闻司令威加海内，素来尊重圣贤之道，今日竟要选女生刺探军情，未免有背初衷。岂不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令我辈室女出卖色相，充当间谍，司令岂肯苟同？”孙传芳语塞，此事只好作罢。不久，“江厅长面折孙传芳”的故事，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1927年秋，冯玉祥兼主河南省政务，邀请江恒源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28年，黄炎培邀请江恒源到上海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处主任。在江恒源的积极推动下，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所等职业教育机构，并创办《职业与教育》期刊。在论及职业教育时，江恒源特别强调施以精神方面的训练。他说，要尽力鼓舞民族精神，激发受教育者强烈的爱国情感，无论做一工或一事，皆要认定为国家、为民族，不是为个人。在教育内容上，他反复强调一方面要训练职业智能，一方面要指导研究时事，研究政治，二者不可偏废。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先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恒源去重庆，收容安置流亡学生。作为国民政府的一名参政员，他积极响应、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后，他率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迁往重庆，并以无党派名流身份，被蒋介石成立的参政会纳为参政员。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对抗战态度暧昧。江问渔与黄炎培为谋求韩能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冒着敌机轰炸危险，赴济南做韩的工作，结果韩表示：“不投降，不拼命”。他们大为不满。民国36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后，曾要江问渔任教育部次长，被他毅然拒绝。

在中华职业学校渝校的教员办公室里曾挂着当时职教社办事部主任江渔源手书的座右铭：“身教则从，言教则讼”。这不仅是教育上的至理名言，也反映了江恒源先生的为人为师之道。江恒源的学术造诣很深，在职业教育方面主张：全面的职业教育观。江恒源的全面的职业教育观包括两个方面，即他所说的“三大主干”和“两大台柱”。江恒源在《职业教育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我们认定职业教育的全部，是以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三件来构成，可以说这三件是职业教育的三大主干，如鼎有三足，缺一不可。”他认为必须把三方联合起来，三方并重。他又说：“再说办职业教育的目的吧！有一技以谋生，可以解决个人生计问题，这一句话固然是不错，但本社所主张的职业教育，决不是这样狭义的谋生主义”。“要青年训练好生产知能，同时也要青年练好公民品格，服务道德，民族精神”。“可以说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于全部职业教育，皆是以生产技能的训练和品行道德的修养为两大台柱，认为这两大台柱，恰如鸟之两翼。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以江恒源为代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乡村改进试验中提出了“富教合一”理论,这一理论将“富农”与“教农”并重,随富随教,在实践中受到了积极效果。与此同时,人们对“三农”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江恒源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其农村改进理论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把消除“贫”、“愚”、“弱”、“散”作为“富教合一”理论的根本目的;坚持“富”与“教”并重,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差别减少到最低限度;认为农村教育改进农村社会是“富教合一”的实现途径。通过多种形式劝学运动开展多种类型教育活动;建立合作社增强农民的自治意识;开展农事推广活动,传播实用知识,如推广良种、建立农事试验田、推广和使用农具、悬赏劝农等;开展社会生活教育,促进乡风文明等实践活动。“富教合一”理论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改进试验中,紧密围绕“富农”与“教农”两个方面开展,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大力支持,取得了不小成绩,为改善当地的“三农”状况做出了积极贡献,取得了一定成效:发展了农村经济,改善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当地农民教育程度；发展了地方卫生事业,保障了农民身体健康；净化了社会风气，营造了文明乡风。 江恒源在农村改进的过程中提出的“富教合一”理论在今天,对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现实意义。这要求我们以教补农,建设农民学习型组织,促进农民自身现代化；以教富农,提高农民致富本领,走科技强农之路；以教和农,改善农民生活,促进乡风文明；以教治农,唤醒农民独立意识,加强农村基层民主管理。

1945年，抗战胜利后，江恒源返回上海。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成员之一，积极声援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经常和沈钧儒代表民盟招待记者。

1949年5月23日，上海解放。江恒源病卧在床，心潮澎湃，遂口占一绝：“盼望仁师眼欲枯，市民一夕几惊呼；再教易帜迟三月，要向牢城索病躯。”1949年9月，江恒源应邀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途中写道：“北上京华未敢迟，协商大政奠邦基。一九四九年堪记，此是神州再造时。”他得偿夙愿，在北京参与了开国的各项活动。中央准备寄以教育界重任，但他因重病在身，力不从心，只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同时仍参与领导“中华职业教育社”总社的工作。1954年，江恒源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大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比诺中学校长、中华职业学校校长。

1961年2月，江问渔不幸病逝，上海市成立冶丧委员会，当时陈毅虽已离沪，但仍为治丧委员之一。追悼会由黄炎培先生致悼词，对江问渔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江问渔出版著作有《伦理学概论》、《中国先哲人性论》等，在职业教育的实践中，江问渔把职业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概括为四句话：“谋个性的发展，为个人谋生的准备，为个人服务的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的准备”。他说：“要尽力鼓舞民族精神，使受教育者激发强烈的爱国情绪，无论做一工或成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