愐怀母亲吕继英

一

2000年春的江南绿得很早，四月的一天我从北京回上海看望卧病在床的母亲。

中山医院的病房里阳光明媚，我把妈妈的病床摇起一半坐在她身边，用木梳轻轻地梳着她灰白的头发。我无奈地不知道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尽管我愿意为她做能做的一切，但妈妈只让我做这点小事：“你帮我梳梳头吧，痒。”阳光洒在她的脸上，她用一只手握着我的手，闭着眼听凭我摆弄，显得很舒服的样子。我不知道50年前我在妈妈的怀里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妈妈常说，我小时候哭声特别响，不能离人，一离人就着急。

妈妈摔伤卧床已经一年多了。去年夏天医院报她病危，曾昏迷了十来天。“到马克思那里去打听一下，又回来了。”妈妈总是把常人看得严重的事情讲得很轻松，护士的说法则不然：“吕老的生命力太顽强了，昏迷了这么多天又醒过来，真像‘烈火金刚’中那些意志铁打的共产党人。

空荡的病房中宁静无声，连护士来检查吊瓶都是蹑手蹑脚的。这次来看妈妈离上次只隔了两个月，但她谈笑风生的“医评”已不再，她惦记战友的兴头已不再，她叮嘱后辈的劝导已不再，她已经没有气力再多说几个词了。她身上透出的是一个即将离世老人特有的安宁——我的心在流泪。

妈妈是192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江苏海州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从1929年起，因与李超时、娄梦侠、惠浴宇、杨光銮、吕镇中等共产党人一起组织东海中学(现为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学潮，被国民党政府公开通缉。在后来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中，多次被反动当局抓捕，多次蹲国民党的监狱。1931年如果不是怀着我大哥，早就与她的丈夫李超时一起被枪杀在镇江北固山下了。国民党江苏省军法会审处对她严刑逼供，一无所获。在下令将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李超时枪决的同时，判处了妈妈十五年长期徒刑（因当时“法定”孕妇不能判死刑）。妈妈在狱中带着大哥长大，直到抗战才被保释出狱。妈妈入狱后失掉了组织联系，出狱后回家乡参加抗战，因原先所在的党组织已被破坏，无法接上被捕前的党组织关系，1941年妈妈按照当地党组织的建议办理了重新入党手续，回到党组织中参加抗日斗争。直到1945年华中局整风审干，经过慎重的审查，才确认了妈妈是1928年连云港地区的老共产党员。但就像许多其它的老革命者一样，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却成了她革命路上的问号，她在后来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无端的怀疑和严酷的迫害。“文革” 结束后她得到了 “平反”，但起初只按她抗战时再次入党的时间计算她的党龄。得知这样的“平反”决定，大家都对如此草率地处理一个出生入死革命者的党籍感到不平。我们向妈妈说：“延安整风是我们党历史上最严格的一次审干运动，几乎每个人的历史功过都查个底朝天，而正是这次整风在严格的审查后恢复了您始自1928年的党籍，这是在革命年代由革命领导人给您作的政治结论。现在这些并未经过革命年代的年轻人，按您在接不上组织关系的情况下重新入党的时间计算党龄，这是对中国革命真实历史的无知和对共产党人革命道路曲折的无知。您应该去找陈云同志作证。”妈妈犹豫了很久，还是没去找陈云同志，“反正他们已经承认我是老共产党员。”

其实我并不知道妈妈和陈云同志有什么关系，只是在“文革”中替妈妈抄写“交代”材料时，看到妈妈1928年入党证明人是陈云。妈妈从来未向我讲过这段历史，我也不好问妈妈当年的情况。1928年远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没有资格去翻开那段历史的档案。

进一步的情况是在江苏省老省长惠浴宇同志的回忆录中看到的。在我调到江苏工作之后，惠浴宇同志的夫人顾静阿姨送给我一套惠老生前的回忆录，可惜此时妈妈已经离世，她没有在生前看到这段记载。

1929年初，陈云同志作为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之一到海州地区巡视。李超时同志是当地党组织书记，惠浴宇同志是宣传委员，妈妈担负政治交通工作。陈云同志在海州召开了秘密会议，为当地党组织做了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李超时、惠浴宇和妈妈都是当时与会的共产党员。此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海州地区共产党人的追捕，李超时和我母亲都被点名通缉。省委决定李超时和我母亲分别撤往徐州地区和通海如泰地区进行工作。到1930年，国民党特务抓捕了海州地区共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当地党组织接连几次受到彻底破坏。惠浴宇等坚持革命的共产党员只好转移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大革命时期海州地区发展起来的共产党组织几乎被国民党“赶尽杀绝绝”。

1941年的延安整风是十分严肃的，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惠浴宇同志历史审查出现了“问题”。由于早期海州地区共产党组被彻底底破坏，惠浴宁的入党介绍人和组织直接领导人大都被国民党杀害了（方志敏的遗作中记录过娄梦侠同志被杀害的过程），还有个别当了叛徒。惠浴宇因找不到活着的入党证明人，被当作“假党员”进行审查。当时抗大的一位领导很理解惠浴宇的“冤屈”，启发他写信向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申诉，陈云同志接到申诉信后很快给了回音，约惠浴宇“面考”陈云同志问了惠三个问题：1、海州地区的党组织负责人都有谁？二、我在1929年去海州巡视召开党组织负责人会议都有谁参加？三、李超时同志的夫人仍然活着，她的下落何在？惠浴宇同志一一如实回答。不久，陈云同志正式写了一个证明，证实惠浴宇同志是早期中共海州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同时，也就证实了20年代海州地区早期共产党组织和包括我母亲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的组织关系。正是由于陈云同志的证明，淮海区党委整风审干领导小组经过严格的审查恢复了妈妈自1928年的党籍。

在妈妈摔伤卧床期间，一些北京的老战友到病房看望她。曾因“杨尚昆窃听器”错受牵连的丁兆甲同志（抗战时是苏北公安总局的侦查科长）听说妈妈的“平反”决定并未恢复她1928年的党籍时感到十分惊讶，他说中央对这种情况早有明确政策，和妈妈一起坐牢的同志经审查都已恢复党籍。妈妈听了以后很不平静，把我大哥找到身边说：“我现在起不了床，恐怕已不久于人世了，我是个共产党员，一生已无他求，心中只有一件事还放不下来，就是我的革命历史不应该因为坐牢而中断。”妈妈还说：“我自己躺在床上不能动，援朝是在职干部，让他去递申诉报告不好，你生在监狱，知道情况，又已经离休，可以由你来代我申诉。”大哥按妈妈的要求找到了主持淮海根据地整风审干的领导金明同志和杨纯同志，他们听说此情感到很诧异，这两位当年淮海革命根据地的党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不知道他们在战争年代作的审查结论为什么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被翻了个个。他们主动向组织提供了证明，证明在整风审干中，经过严肃认真的组织审查并按照中央的政策文件，经华中局组织部批准恢复了我母亲始自1928年的党籍，他们作为当时的党组织负责人和审干工作领导人对这个结论负政治责任。此后不久，市委组织部报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恢复了我母亲始自1928年的党籍。春节我从南京去看妈妈，妈妈高兴的告诉我：“我这一生，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了。”非常可惜的是，金明同志写了证明之后的第三天就突发心脏病过世了，他没有来得及看到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用公正与负责恢复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七十年党龄。

妈妈的晚年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文革”中的迫害曾使她腰椎骨折，她晚年的身材比年轻时矮了许多。看着妈妈蜷曲在床的样了，很难想象她曾经是个红军战士。1930年妈妈参加了红十四军的斗争，尽管这支农民起义军生存的历史很短，但她仍为中国的革命星火燎原留下了一支火种。除了牺牲的军长何坤与政委李超时外，刘瑞龙、张爱萍、黄火星等同志都是红十四军的领导骨干。

妈妈很少向我们讲述她在战争年代的历史，这恐怕与那些战争对于她太残酷有关。土地革命，她失去了自己的丈夫；抗日战争，她失去了自己的大弟弟；解放战争，她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她不愿意这些残酷给我们这些红旗下长大的孩子留下心灵的阴影。

只有在她和当年的战友们相聚的时候，才会对那些革命战争作自豪而又悲壮的回忆。90年代末她最后一次来北京，去看望当年在淮海根据地共同奋斗的战友，那天杨纯阿姨和江彤阿姨都在。她们一会儿眉飞色舞地回忆当年怎么打鬼子、除汉奸，一会儿又谈笑风生地追述当年怎样藏粮食、逃扫荡。讲到高兴时，话声、笑声、拍大腿的声音混在一起，只看见她们前仰后合，却不清楚她们在乐什么。我在旁边受她们感染，忍不住写了首小诗：“西城高楼映夕阳，英姑笑忆当年强。说到厮杀紧急时，回肘欲掏马上枪。”

妈妈遗嘱中的第一句话是对自己一生的定位——“我是一个职业革命者”。

二

妈妈出身于教育世家，她对教育有特殊的偏爱。妈妈的前半生干过许多革命工作：政治交通、女工委员、组织科长、干部科长、妇联主任、人事处长、工会主席、公司经理……从1957年起，妈妈担任了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长，她在这个岗位上呕心沥血地干了20年。妈妈说她最喜欢干的事是像外公那样当老师。1963年我从云南一平浪煤矿回到上海，考进南洋模范中学读初中。因为在云南的大山里从未听到过一句外语，开始上英语课的时候遇上了不少困难。妈妈为了帮助我学习，请了楼上的同学来给我当“小老师”。我操着一口卷舌音，念单词老是跑调，惹得“小老师”笑得肚子疼。我烦了，发脾气怪她教得不对，她一生气，干脆“罢课”不教了。爸爸听说要揍我，妈妈护着我：“打孩子解决不了问题。领着我上楼去给“小老师”道歉，然后帮着我从A、B、C和国际音标起，一个音一个音地“定调”。有时一个音怎么也发不准，尤其是“C”，很容易念成“西”。妈妈让我每晚把念错过的音重念100遍。我不肯，说老师不让“死记硬背”。妈妈耐心地说服我：“习惯成自然，像语言这种学问，要成自然才能学会，不信你试试。”我试着“死记硬背”了一段日子，果真，弄熟了基础字母和音标，单词的发音就有了规范。过了半个学期，我的英语成绩渐渐赶到前边来了。事后，妈妈帮我总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聪明的人学好是偶然，勤奋的人学好是必然，意志与恒心是成功最有效的法宝。”前几年，有一次我与美国驻华大使在宴会上闲谈，他认定我在英国或美国学过英语。我说没有，他问我谁教了你标准的英语发音，我想了半天才回答他：“我妈妈。”

妈妈晚年最有兴趣的事是为小辈辅导功课。妈妈85岁那年毛毛上小学五年级。她来北京的日子常看到我与毛毛为奥校数学题的解法争执不休。解奥校题的方法确实非同寻常，既要有充分的想象力，又要摆脱习惯思维，大人不见得比小孩子占便宜。记得有一次在大会堂等待会见外国元首，江泽民主席问当时的教育部长陈至立同志：“我的小孙子说老师出了个题目让他们做，要在球场四边上插6面旗帜，使每达有2面，你说该怎么插？”我在旁边猜想，这肯定是道奥校题。这些奥校题可让当过小学教师的妈妈大费了脑筋。有天我下班回家，看到妈妈戴着老花眼镜在埋头研究毛毛的奥校书，一边看一边说： “这是个什么算术，怎么和过去教的都不一样？”我向她解释奥校数学题是专用特殊方法帮助学生开阔思路、训练思维的，这些内容一般小学生并不学。妈妈不同意： “我看就是专门拿来难学生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妈妈3在灯下研究，直到第二天妈妈才告诉我：“终于搞清楚了，就是‘找捷径’嘛。”毛毛在边上高兴地插嘴：“奶奶找到的方法不如我的好，奥校老师讲过的方法才简单呢！”妈妈逗毛毛说：“奶奶的方法是自己研究出来的，你也研究个方法让奶奶看看。”

妈妈的诲人不倦是由衷的。2000年春节我去中山医院看妈妈，听到照顾妈妈的小护工嘴里叽叽咕咕地在念什么东西，一问才知道小姑娘背的是“木兰辞”我问她是不是学学校学的，她说：“是奶奶教的。奶奶说一句，让我跟一句，然后连着背，天天都给我布置功课呢。”这时妈妈已病重卧床近一年了，怎么有精力教小护工背古诗？妈妈说：“我浑身上下哪都动不得，只能动动嘴了。小姑娘书读得少，知道几句古诗也是好的，不少古诗都是教人上进的。”听着妈妈的话，我心生许多感慨：这位做20多年教育局长的老人，最后也没忘记把身边的人变成学生。我坐下来问妈妈：“医院里也没有书，您还能记全“木兰辞”吗？”妈妈说：“小时候跟私塾先生学的，一朝背会，终身不丢。”说着，妈妈起了个头：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我跟上：“不闻机抒声，唯闻女叹息”，妈妈又连下去：“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我答：“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像课堂那样，先生领着学生在读中华女英雄的传奇，一仄一平、一答一应，妈妈脸上闪着自豪的光彩，我心里感悟着人生的哲理，小护工在边上羡慕得直发呆。

妈妈一生好脾气，对儿女是典型的慈母。我5岁的时候跟着姨妈去了抚顺露天煤矿，姨妈也是抗战时参加革命的干部，战争中受过伤，自己没有生过孩子，把我当养子。我和姨妈的感情很深，日子长了，只会叫“姨”，不会叫“妈”了。当我再次回到上海探亲，见到妈妈的时候怎么也叫不出“妈妈”的声音来。看着我和妈妈生分了，外婆、姨妈和全家人都很着急，还让我的兄妹带着我叫。只有妈妈不着急：“小孩子嘛，一下子改不过口来，让他适应一下就好了。”晚上，我一个人睡在客厅临时支帆布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很晚了，妈妈过来帮我掖被子，看见我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她摸着我的头和蔼地说： “换个地方就容易睡不着。”妈妈找了张椅子在床边坐下来，拍着我的身子帮我入睡，我好像又回到了娃娃时代，下意识地开口叫了声“妈妈”。妈妈笑了笑没回答，只是轻轻地拍着我睡去。第二天早上，全家人都很奇怪，我怎么很顺溜地一见面就叫“妈妈”了。

1963年，我从云南一平浪煤矿小学回到上海读中学，从凭饭票吃食堂改成了在家吃“大锅饭”。大约是在山里饿肚子的时间久了，每次吃饭都感觉没饱，有时看到锅里还有点“锅底”，就跑去拿勺“刮锅巴”。铝勺刮铝锅的声音是很刺耳的，爸爸听见教育我说：“全国都一样，大家都得忍着。”妈妈看我长得又黑叉瘦，个子还不如弟弟妹妹高，心疼地说：“孩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再饿也不能饿孩子。”妈妈让阿姨每次分饭时都在我碗里比别人多盛一点，还让阿姨到小菜场去买早市剩下的碎带鱼来家熬“带鱼糊”吃，在妈妈的精心照料下，我的个子慢慢长了起来，从全班排队的最后一名逐渐追到了前边。

因为我从小在山沟里长大，不太懂城里的规矩。回上海后，爸爸对我的教育十分严格，严得有时近乎苛刻；而妈妈对我特别宽容，宽得有时近乎溺爱。 1963年夏天的一个周日，爸爸好不容易有空，带着我们去“逛公园”，我们兴高采烈地策划去划船。谁知一到公园爸爸就和园林局的同志谈城市绿化工作去了。我拖在后面吵着要去划船，妈妈拗不过我的央求，领着我们去划船。小船4人4支桨，左起右落只在水里打转转，我年龄最小便当了“老大”，一会喊这个划，一会叫那个停，船就是不听使唤。最后上岸的时候，船靠不了码头，妈妈刚立身就倒向湖里，幸亏岸上有人拉住才没下水，但一条腿已经弄湿了。回来的路上爸爸批评我“瞎指挥”。我反驳说：“他们不听指挥。”爸爸生气的讲：“既不能命，又不能令，你能干什么？”这时妈妈像往常一样出来打圆场：“吃一堑长一智嘛，得个教训，下次就会了嘛。”她说话的口气，好像掉在水里的是我而不是她。

到了晚年，妈妈的宽容大度越发明显。80年代有次爸爸妈妈来北京，因车票紧张，一来就要订回去的车票。我正巧要出差，匆匆忙忙预定了回上海的软卧车票，同时关照等我回来陪他们上长城。可是等我回来才知道爸爸妈妈已经提前回去了，而且坐的是硬卧，我连忙去问怎么回事，原来是订票的同志错把另两个人先订的票送到爸爸妈妈这里来了。当时订车票很难，爸爸妈妈为了不浪费这两张票，就提前回上海去了。我为此很抱歉地给妈妈打电话，解释为什么送给他们的是提前了的硬卧票，谁知她一听还着了急：“那你们把人家的硬卧订成软卧，回去报销不了怎么办？”

我这一生总觉得妈妈给我的太多而回报妈的太少，“文革”时爸爸被隔离在龙华“少教所”接受审查，长期的关押使他40年前作为共产党嫌犯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得的肺结核严重复发。保外就医后爸爸妈妈的工资都未解冻，家里三餐难以为继。我曾建议写报告给“市革会”要求把冻结的工资“借”点来补生活费，爸爸妈妈坚决不肯。有一天我参加献血得了20元营养费，赶紧回来交给妈妈作家里的饭钱。谁知第二天却发现妈妈买了排骨给我炖汤喝，我不同意这样做，妈妈说：“这是你献血的钱，还得花在你身上。”

每想到我为妈妈做过什么，心头总有一块难以平复之痛。那是196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机关造反派和学校造反派联合到我们家抄家。这次抄家可谓彻底，不仅翻箱撬柜，连墙上的电灯开关都砸开来搜查。他们抄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就坐下来开批斗会，逼爸爸妈妈承认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他们当然不会承认，造反派拿起抄家的工具就劈头盖脸打下来，妈妈的头上顿时鲜血直流。我和外婆被关在旁边的房间里，听到造反派逼人的嚎叫和条竹打人声音（后来知道是扫帚柄），恨不能冲上去与造反派拼命，但是我只能忍着，因为我们这座“走资派楼”的大人们早就警告过楼里的所有孩子：“你们的任何反抗，造反派都要十倍在我们身上还回来。”看着母亲受难而不能给她保护，比打在我身上更难受，这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刻。

妈妈姐弟共有5人，都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除了在抗战中牺牲的大舅吕继元（抗大毕业，时任县宣传部长，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之外，姐弟4人连同烈属母亲在“文革”中都挨过批斗。但是妈妈的共产党人信念，她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刻仍然教育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打不倒的”。

妈妈革命一生，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是地用自己的言行给我耳濡目染的教育，她教我学习向上，她教我正直做人，她教我不怕困难，她教我与人为善。她用母亲的爱塑造我的N格，养成我的意志，她留给我的，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财富。

我爱您，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