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平谈王玖兴
王以平谈王玖兴
父亲在武汉大学时期,回国前两年时间,我们有三年左右在一起。我记得57年,他在瑞士工作,我们上学时,白天见不到他。夜里11点钟后,他从书房出来,我才能听到他讲一些事情。那时候我有个毛病——尿床,父亲每天晚上11点左右把我提溜起来,那时他就会自言自语讲他工作的一些事情。我听不懂很多,但他讲的一些人生哲理,时间长了,潜移默化,对我影响比较大。他年轻时代的一些事情,这时候讲的比较多,时间长了,我也记住一些事情。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和父亲接触不多,当时他被送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蹲牛棚,烧锅炉。我1968年底到社科院,从山西插队病退回来。他们还没有回来,后来陆续回城,没有安排工作的一段时间,也有些交流。1981年我出国进修,后来在国外工作很长时间。出差时回家看看父母。对我父亲的了解是出差以前。
记得小时候,在瑞士,见父亲不容易,因为他在山上疗养,我母亲一年一次带我们去看他,或者他下山,在家里呆几天时间。他在山上给使馆工作,翻译材料,有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材料。母亲做交通工作,提交我父亲的材料,海外过来的信件。那时我7岁,我姐8岁,母亲安排我们坐火车,到大使馆送材料。当年大概是北京地下党城工部,我父亲是清华蒋诛会成员,我父亲算是亲共分子,他们在留学生中很快就找到了我父亲。父亲身体不好,工作分成两摊,和母亲分头做这个事。本来我父亲很早就想回国,身体原因,还有找不到人接替他,工作无法移交。日内瓦会议时,使馆将我父亲的请求请示总理,总理批示可以;当时考核了一对兄弟,考核了近两年,才接替了我父亲。回国前,是56年时,家里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那时候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连续发生了一些大事情。东德,波兰,影响最大的是匈牙利工人起义,苏联红军出兵了,这事过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改革潮停了。母亲问父亲,现在回去有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父亲激烈地说即使回去扫马路,也要回去。父亲为回国这件事情一直盼着。1956年,组织上委托他的导师冯友兰找他谈回来工作的事情。当时国内百花齐放,在学术界,允许大家表述不同意见。那时候国内政治气氛相对于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一言堂明显比较宽松。这个时期,如果回国,工作条件,学术研究气氛会好一些。不久,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被压制下去了,武力镇压过后,政治气候就变啦,东西方冷战,形势很严峻。我父亲没有动摇,坚持要回国。他学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这个专业回国的话,学术研究上阻碍还是比较大的。等使馆手续好了之后,取道布拉格,莫斯科大学,和那里的学科研究所进行了一些学术交流。
回国后,父亲住在专家局招待所,每周都有学习活动,是针对回国的留学生的。没多久,反右运动开始,刚开始,在北大的朋友就告诉他被定为右派。不久被分派到哲学所工作,组织找他谈话,因为他从西方回来的。哲学所作为政治思想阵地,是中宣部抓的政治堡垒,要求高,也抓得特别严,跟他讲他可以在内部做学术介绍,但不能发表文章。后来哲学所有没有跟他谈过开始可以写文章,我不清楚。
我父亲57年在国内工作,热情很高,日程很紧,参考消息必看,进书房兼办公室工作,门一插,直到中午12点保姆叫吃饭,吃完饭,睡午觉,又开始工作,到吃晚饭才出来,吃饭后,和母亲说说话,再进去工作到晚上11点左右,把我提溜起来之后,才睡觉。他工作非常紧,非常高效。回所里作过几次演讲,反响还比较好,带回来国外学术的思想,对一些著作的理解,有他独到的理解。这与他的德文、法文语言水平高有关系,和当时国内的苏式教育相比有优势,他工作一直很积极。从57年到66年,他工作中断很多次。58年大跃进,乡下修水库啊,我父母被派去了。
61年,军事科学院宋任穷将军找几个德语好的,翻译克劳斯威茨的《战争论》。我父亲也在其中,属于抽调过去的,集中关在民族饭店吧,与他们所里工作没有关系,那时候效率也很高。四清时期,他不是党员,但四清时做了工作组小组长。以很大的热情参与这项工作,做农民工作,家访啊什么的,有自己的优势。这是文革前的一场洗礼,他也预感到文革的到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他有一定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没多久,“四清”,大约一年时间。文革开始后,我们各自忙自己的事,见面机会少了,父亲很快被隔离开,不能回家。
68年冬天,我去看他,他正在烧锅炉,大冬天,就穿个短裤衩。夜里,他还要推个独轮车倒炉渣。他锅炉烧得不错,他很乐观。他住在锅炉间隔壁房间,对自己烧锅炉本事还挺得意,大家打开水不用排队,能节约煤。他好几次下乡干活,干农活很在行,割麦子比赛,他和部队连长两人排在最前。对这些磨练,他始终很开朗。文革后来对历史问题的审查,他是耿耿于怀的,但他自己又说不清楚。抗日战争时,他在昆明西南联大读研究生,家庭挺大的,我母亲、姐姐、姥姥、小姨,还有我的大舅(新六军的军官),都住在我们家。当时通货膨胀,养这么大家不容易。父亲一边念书一边兼职。西南联大教授,发的米很少。我父亲在昆明电台的对南洋华侨的广播,作军事评论员,正值抗战后期,西南反攻,远征军,滇缅作战,驻印军等,对这段历史,他记忆犹新。很多年后,他情不自禁提起来这段。那是他广播的战报。新一军,新五军,新六军,青年参军潮,若干个战役的名称,反反复复地讲。解放后查档案时,有一个国民党名单里有20多人,其中是西南联大的年轻教师、研究生之类。我父亲否认,他说没人找过他入国民党。后来查无实据,是国民党填名单充数现象。他却因此工作受影响,他很懊恼,家里姐姐妹妹接受教育、入党都受影响,他有一定精神负担。
我父亲时常回忆小时候,他排行老九。跟他的爷爷住,曾祖父给他说故事,他对这个没文化的爷爷很敬重。这个曾祖父是煤矿工人,后来举家东迁,到赣榆海滩晒盐,定居在赣榆。曾祖父是盐工,爷爷也是盐工,还是好手。家境扭转是在那个时期,有一次下雨,曾祖父和爷爷两人,一人守一个盐垛子。周围其他盐垛子都化了,就剩我们家这两坨子盐,盐涨价了,发了!值钱了,买了200多亩地,20来条渔船,变成地主、渔霸。他时常讲他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吃饭和长工一个桌子吃。长工的饭和家里人一样:煎饼,咸鱼,虾皮,虾酱,偶尔有肉,妇女儿童没有这个吃,包括曾祖母,奶奶不许上桌。上桌的只有爷爷和长工。
跟这件事有关的,抗日战争中间,我爷爷一共让17个长工带枪投靠八路军,枪是爷爷自己花钱买的。家里有碉楼、高墙,前前后后走了这么多人。我的曾祖父最器重我爷爷,他严谨,干活是好手,管家,对待长工好,带好姐妹、大家族,能力强。两个叔伯爷爷赌博,输钱的把赢钱的盐警打死了,事情暴露后,爷爷变卖家产,拿钱赎人,家境由此败落。到了我父亲小时候念书时,家里没钱读书了。不能进私塾学堂,送了两个哥哥去,那两个哥哥学习不行,常被私塾老师打手。我父亲常站在私塾外面听,哥哥回答不上来时,他在窗外悄悄回答。私塾老师发现后,认为我父亲很有灵性,到家里求我爷爷让他到那读书,还不收钱,也不收吃的。在正常的学生之外,还给我父亲开小灶。私塾的底子把他的理解能力、学习能力锤炼出来了,到后来我父亲去洋学堂的时候,在洋学堂成绩很好,延续到上东海师范。他从师范考了好成绩回来,第一次拿了钱,给自己母亲买了一把好剪子。我奶奶一大早就起来,油灯亮着,做饭给孩子吃,家里都是黑着灯在睡觉,只有奶奶知道孩子要上学走远路。奶奶在家族里没地位,当别人面,爷爷和奶奶不说话,但奶奶恩情我父亲一直记着。在瑞士,回国后,父亲说老家事的时候,从我父亲的话语中可以看出父亲对爷爷奶奶感情很深。父亲离家时间很长,大概12岁左右,先是江苏省立东海师范,再到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到昆明,出去工作,西南联大,48年考取公费出国,57年回到北京,已40多岁。他离开家20多年,中间没回老家过。爷爷奶奶这些事,和我父亲的政治立场有直接关系。我父亲在大学年代很活跃。父亲不仅是系里的篮球队长,他们打出了武汉大学冠军队;他的抗日热情很高,身边有一堆进步青年。1938年时,学校组织动员20多个人去延安,大部分人牺牲了,有些人活下来。当时他买不起棉大衣,零下20度,把他们送走了。对这件事,他一辈子很遗憾。在清华大学,共产党地下党邀他入党,他说不能入,我拥护共产党,但是有一个门槛迈不过去。他说,你们土改,打到地主阶级,我赞成;但是我父亲不能打到,我父亲贫苦出生,做过矿工盐工,抗日战争时支持八路军,对长工也很好,你们要打倒他,我思想转变不过来;明说了,我不违心地入党。父亲政治上还是很积极的,在武汉大学时,抗日高潮时,重庆谈判前期,第三次解放战争初期,城里学生反饥饿,要民主。闻一多先生、朱自清,这些名字,从我非常小的时候,父亲就讲,我就留下印象。哪儿民主人士被杀了,哪里对学生开枪了。北平时期,北平无战事,历史背景和我父亲讲的事件背景是一致的。父亲也是积极分子,因为爷爷的事没有入党,直到1948年离国之前。我爷爷土改时是打倒的对象,他逃跑了,逃到城里躲起来,被人认出来关进监狱。县长巡查监狱,发现是我爷爷,说是老东家怎么在这,马上放出去了。原来那县长是我爷爷当年送出去的长工,后来在滨海军区任团级干部。县长任命我爷爷做县政府盐业顾问,让他留在城里,躲过土改风暴。可我爷爷不习惯坐办公室,回去了,结果还是赶上土改。一直到解放后,斗地主,他很从容淡定地对这些事情,很豁达。我爷爷身世,家业爆发,一直到家境衰落,这样的家庭境遇和我爷爷的性格对我父亲的政治态度有很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和共产党是同路人,但当时没有加入的原因。最后,改革开放后,父亲入党了,否则他的社会地位会更高。
我爷爷来过北京一次。那时家里人多,有姥姥,小姨,还有河北的一个阿姨。河北的那个阿姨是农村户口,口粮要靠家里人省给她。因为那时粮票紧张,不能久住。我在家里看过一张父亲送爷爷去车站的照片。我还记得有一段关于粮票的故事。有一天父亲准备给老家寄82斤粮票,不知什么原因没寄成,回来后他在院子里打太极,把棉袄脱了挂在一边,打完就回家了,忘了拿棉袄。等想起了去找,棉袄还在,粮票却不见了。这在当时是件大事。先是打报告给粮管局申请补助,反反复复的申请。单位同事听说了,凑了几十斤粮票给老家先寄了回去救急。因为父亲当时还有一定的地位,粮管局后来补了一部分,但家里大概还缺了一个月粮票。61年、62年,那个时候特别困难,寄粮票是救济爷爷奶奶。爷爷在家种自留地,东西常被人民公社薅走了,老年人常挨饿。那时父亲还每月给他们寄10元钱,那是很不得了的,寄钱常常是父亲让我去寄的。我们当时在北京,父亲寄给老家的粮票必须是全国通用的,要单位开介绍信去粮管局兑换。为那82斤粮票,老夫妻俩还出现过分歧,母亲认为父亲为给家里寄粮票,故意这么折腾的,父亲特委屈。父亲对爷爷奶奶特别敬重。父亲总是说带我们去回老家去看看,因为工作忙,一直未成行,爷爷奶奶去世也没能回去。爷爷走了,奶奶就不愿活了,不吃不喝,不久就也走了。父亲收到电报时,已经晚两天了,记得父亲当时嚎啕大哭!后来父亲回过老家祭扫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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