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恒源与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

江恒源与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

李 霞

摘要:江恒源是长期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先驱者之 一, 是中国近代第三次职业教育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在职业道德教育、职业补习教育和女子职业教育方面提出了许 多真知灼见, 对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 江恒源 民国时期 职业教育

 作者 李霞,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长沙 410081)

   江恒源, 字问渔, 别号补斋, 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 1928年, 他受命于艰危之际, 毅然辞去政府官职, 就任中华 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 后任总干事、评议会评议长、副理事 长, 还先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比乐中学等校校长, 一心扑在职教社的事业上 , 历时33年之久, 是长期主持社务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作为近代职业教育界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员, 他积极开拓职业教育事业, 潜心钻研职业教育理论, 认真总结职业教育经验, 留下了大量的职业教育言论和 著述。 目前, 学界目光多集中在江恒源关于职业教育与生产教育的关系、职业教育的模式、目标和农村改进理论的研究上, 对其职业道德教育、职业补习教育和女子职业教育思想关注不多, 本文试图对这三个方面作些分析, 并祈方家指正。

    一、职业道德教育思想 江恒源的职业教育思想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其中职业道德教育思想占有十分重要和突出的地位。 如何看待职 业道德教育, 换言之, 在职业教育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它与技能培训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涉及到职业教育的目标 定位问题。 当时, 一般职业教育倡导者强调职业教育就是要 培养学生掌握一技之长, 以从事某一职业, 即解决生计问题。 针对这种狭隘的谋生主义, 江恒源指出获得一种职业解决个 人生计问题固然重要, 但职业教育是“教人`做成一个人'的教育” ① , 学生具有谋生技能, 又具有服务道德, 所谓做工做人, 双美具备, 而后“职业教育之责任才能尽, 职业教育之意 义才能完” ②。 因此, 全部职业教育, “皆是以生产技能的训 练和品行道德的修养为两大台柱, 认为这两大台柱, 恰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 缺一不可。 无论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 任何种类;无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任何方式;无论都市、乡村, 任何方面;无论青年男女老幼, 任何对象, 皆是一致如此” ③。 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 20 周年纪念感言中, 又将 “一方面注重生产职业的知能训练, 一方面注重公民道德、服务道德、民族精神的培养” ④称之为“灵肉双修”主义。 1932年 8月 9日, 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二届年会暨第十届职业教育讨论会在福建举行。 福建民国日报编辑部主任 洪仰山代表报社编辑部, 请时任办事部主任的江问渔题字题词发表于报纸。 其中一幅题词是“职业教育一方注重谋生知能之养成, 一方注重人格道德之训练, 盖谋生与做人同时并 重而后才完成职教的使命也” , 这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职业道 150 教育评论 /2008年第 5期 德的强调和期待。 由此可见, 职业道德教育在江恒源的职教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江恒源强调教育不仅要把学生培养成才, 还要关注学生 “成人”, 让学生在“成人”中“成才”。 那么, 他希望学生成怎样的人呢? 1931 年, 江恒源赴日本考察职业教育。 他对日本职业教育“人格最重, 技术次之”的观点极为赞同, 并做了 详细的报道。 “就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各级学校……至重礼 貌、重秩序、守纪律、敬师长、爱同学、重公德、爱国家、重团体 生活、重社会互助, 忠实、诚恳、勤劳、朴素、勇敢、牺牲、整洁, 凡是关于做人必要条件, 民族努力向上精神, 无一不直接间 接, 有形无形, 加以训练 。” ⑤江恒源结合国外考察心得与国 内长期从事职教实践的经验, 认为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道德 修养的、有社会服务精神的、有民族精神、有爱国情感的人, 由此形成了内容丰富的职业道德教育思想。 第一, 注意个人 身心修养。 他认为, 个人身心修养关系职业教育极为重要, “对己应勤劳、节俭、刻苦牺牲, 对人要有礼貌、利群、爱人爱物” ⑥。 第二, 养成“社会服务”的精神。 他从职业教育之责任、职业教育之真义的高度强调陶铸学生的人格道德,养成“社会服务”的精神之必要。 认为, 如果职业教育只知授学 生以职业技能, 而忘却社会服务, 则“正义既失, 全局皆非, 可以说, 永无完成职业教育使命之一日, 而国家且蒙无穷之害了” ⑦。 针对当时的国情, 他尤其强调医学生除掌握技术外, 更要提倡社会服务的精神。 “给病人灌输卫生知识, 或帮助 社会做宣传卫生知识的工作。” “农民是国家的基本, 要培养国本, 建议刚毕业的学生把趋向都市的眼光, 转移到乡村去, 下一决心, 发一宏愿, 到乡村去服务一年。” ⑧第三, 培育民族精神。 江恒源是一位怀有强烈忧患意识 、诚挚爱国之心的教 育家, 20世纪30年代东北沦陷, 整个国家陷入了民族危亡之中, 他特别强调培育学生的民族精神, 希望“能借职业教育 的途径, 以达自救救国的目的” ⑨ , 还提出“自养养群, 自治治人,自卫卫国”的口号。 抗日战争前夕, 他指出:“现在中国 国难如此严重, 这一层认为格外重要” ⑩。 国难当头, 培养学 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非常必要。时至今日, 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江恒源在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实施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 其中特别强调隐性教育, 如可以通过运动会、展览会等活动, “训练公共集会的习惯、指示互助互让的法则, 激起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 了解人类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和爱护自然的各种 方法” 11 , 并极力主张“把民族精神渗透入一切教学实习工作 之中” 12。

   二、职业补习教育思想 江恒源在《职业教育的意义》一文中提出, 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和职业指导是“职业教育的三大主干”, 缺一不可。 他目睹职业学校教育百病丛生的情况, 提出了补习教育可补偏救弊。 “在此进退两难的教育局面下, 只有补习教育可以解除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困难。 在此公私交困, 人人视教育为畏途的时候, 只有补习教育可以免除这个苦痛。 在此生产支绌人人诟病教育不能助长生产反而摧残生产的呼声当中, 只有补习教育可以弥补这个缺憾。 在此多数青年, 升学无力, 烦闷抑郁, 怨气冲天之际, 只有补习教育可以 梳解这种郁气。” 13基于此, 他提出 “照中国现在社会情形来 看, 恐怕职业补习教育, 比较其他两种 , 还要十分重要 ” 14 。 他撰文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补习教育的十种重要性 15 , 把职业补习教育定为有关中国职业教育的六个中心问题之一 16 。 江恒源关于职业补习教育重要性的论述, 着重于它能解决许 多职业学校教育不能解决的问题, 以确立补习教育具有正确合理性。 如补习教育可借用他种学校的设备、师资等, 能节约教育经费;能教多数无力升学的青年, 得着深造的机会, 使 他们“求学有地, 上进有阶, 一面安心习业 , 一面努力修学, 于 是因修学而业乃益精, 因有业而学乃益进” 17;能提高生产效 能, 改进全国产业, 增加国家富力等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 他强调职业补习教育符合中国的国情, 具有进步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但是, 显然也把职业补习教育的功能扩大化了。 江恒源认为, 职业补习教育虽不是正规学校教育, 但内 容要十分充实, 不仅仅是补授必要的职业知能、与职业有关 系的科学常识, 还要注重公民道德的陶冶, 本国文化的发扬, 个人人格的修养, 爱国心的激发, 以及体格的锻炼。 质言之, “职业训练、人格修养、体格锻炼 (包括军事训练 )是补习教 育的三大目标, 也是补习教育的三大主干” 18。 “三干并立”的思想, 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 体现了他对职业教育社会功能全面准确的理解, 与当时社会普遍 存在的职业教育就是注重技能训练以谋生这种狭隘的认识 相比, 他的思想具有前瞻性、进步性和科学性。 江恒源认为, 补习教育可以分为四类: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康乐教育和文字教育。四类教育各有其目的, 但可用“四 教”交融办法来实施职业补习教育。 例如文字教育, 在产棉之乡教农民认识“棉”字, 同时, 就可以给他们讲解棉花种 类、植棉方法、棉纱、棉布等相关知识, 使农民“可以得着棉业 的知识, 足以供给他改良生计之用, 这是以文字教育交融于 生计教育的方法。” 19所以, 文字教育教材的选取, 不妨用 “知 识集中法”, 取一事一物以立定中心, 就此中心之字, 用为主 干, 藉以吸收其他各方面与此有关系的知识。 如康乐教育, 可以通过运动会、展览会、同业会等活动, 训练公共集会的习 惯, 指示互助互让的法则, 激起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 了解人类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和爱护自然的各种方法, 这是康乐教育 151 与公民教育的交融。 又如实施公民教育时因着图画标本等 而能认识文字, 因讲解所悬示的格言标语而能记忆单句及短 文。 因讲到服务道德, 工作神圣, 则可不知不觉间, 对于一己 职业效能的增进, 收到若干效果, 这是公民教育与文字教育、 生计教育的交融。 同样, 因生计教育要用简单文字, 要讲如 何勤劳、如何守秩序、如何有恒心、如何重卫生、如何合作, 让 人悟到人类有征服自然的权威、创造文化的能力, 使生计教 育与文字、公民、康乐教育交融 。不过, 江恒源认为, “依中国 实际情形, 为急其所急起见”, 应该以生计教育为中心, 达到 “四教”交融, 这是办职业补习教育最经济的办法。 20以生计 教育为中心的“四教 ”交融的教学方法, 充分考虑了当时的 国民素质, 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观, 理应是普及国民教育, 解决国民生计, 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个有效途径。 可是, 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 其效果并不理想。 关于补习教育的程度, 江恒源提出应根据社会需要分出 五个等级。 最低级的和初级小学相等, 初级的和高级小学相 等, 中级的和初级中学相等, 高级的和高级中学相等, 最高级 的和专科学校一二年级相等, 共分五级, 以应社会各方的需 要。 再扩充些如夜大学、如学术讲座, 和大学一部分课程相 等。 21江恒源谓之为“五级咸备” 。 应该说, 这是一个比较完 备的职业补习教育体系。 如果说“五级咸备”的职业补习教育程度是江恒源在职 业补习教育体系纵向上的设想, 那么, 职业补习教育的类别 是他在职业补习教育体系横向上的思考。 他认为, 实施职业 补习教育要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并重, 而补习学校教育是他 思考的着重点。 他将补习学校设为两大类, 即普通补习学校 和职业补习学校, 其区别在普通补习学校为一般而设, 职业 补习学校专为改进职业而设。 普通补习学校, 他依据受教育 者的程度和职业来设立, 如成人识字学校专为一班不识字的 民众而设;普通职工补习学校为略识文字或已受小学教育的 一般工商界职工而设 ;普通农民补习学校为略识文字或已受 小学教育的农民而设。 职业补习学校, 他又依据地域和性 别, 分为为都市而设的工业补习学校和商业补习学校、为乡 村而设的普通农业补习学校、专为妇女而设的妇女补习学 校。 同时, 在工业、商业补习学校, 按照不同的对象设立不同 的学校, 教授不同的内容。 例如工业补习学校, 又包括某种 工业补习学校, 一种工业设立一种学校;某种工业徒弟补习 学校, 专为 14岁尚未及成年的各工业的徒弟而设;某种工厂 职工补习学校, 专为某一工厂或性质相同之某数个工厂内一 般职工而设;某种工厂徒弟补习学校, 专为某一工厂或性质 相同之某数个工厂内 14岁尚未及成年的徒弟而设。 商业补 习学校也如同工业补习学校一样分类设立。 22江恒源依据受 教育者的程度、职业、地域、性别和对象的不同, 设立相应的 补习学校, 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因类设教、因材施教的办学 思想和教育思想, 对我国今天的职业教育具有参考价值。 教育之道, 师资为本。 江恒源认为, 从事职业补习教育 的教师“绝不是人人皆可以做的, 学识如何, 姑且不论, 至小 限度, 也要有一些不厌不倦热心教育的兴趣, 和随机应变, 善 于观察社会心理的才能。” 23他十分关心职业补习教师的培 养, 提出由政府和民间双管齐下解决补习教育的教师问题。 政府方面应该着力培养以下两种人:一类学过农工商家事学 科的, 再到大学教育学院或专科教育班去受一些教育学术的 训练, 一类学过师范或教育学科的, 再到农工商家事等学科 学院, 受一些职业知能的训练。 24这两种人, 受过训练后, 便 可由政府检验派到各地从事补习教育, 这是专业化的补习教 师。 由于人员、经费以及观念等问题, 相对于庞大的市场需 求而言, 这毕竟只是杯水车薪。 于是, 他面对现实情况, 积极 调适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提出大量的教师应该由民间来 解决, 这就需要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千方百计发动组织有相当 兴趣及才能的教师合力组成私立的成年补习学校(附设在各 学校的补习学校), 这些教师就是补习教师, 而且不收薪水。 江恒源认为, 这种各级各类学校教师义务充当补习学校的教 师的方式, “一文不费可以教育许多成人, 一校不设, 可以造 就许多教师” 25。 他解决师资的这些设想立足现实, 但又充 满理想主义的色彩, 实现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三、女子职业教育思想 民国时期, 虽然政府从法律上规定了男女受教育机会均 等, 但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女子接受教育的机会依然非 常有限。 江恒源认为, 男女生理虽各不同, 而能力并无差异, 主张依据教育机会均等原则, 对于男女教育要平等重视。 同 时, 强调人类的资秉、兴趣、环境、际遇各不同, 主张 “采用多 元的方式方法, 推广和改进中国女子教育”。 26 江恒源提出了普遍推广女子家事教育、女子职业教育和 女子人才教育, 三项工作同时并进不能“偏重偏废”的观点。 关于女子家事教育, 他提出家事教育范围较广, 有关于增进 生产, 如工艺、园艺;有关于改善消费, 如烹饪、洗染, 以及经 济储蓄;有关于教育子女, 如保育、教诲、补习;有关于团体训 练, 如乡村集会、公益维持。 为什么要普遍推广家事教育呢? 他认为, 家庭在当时中国急切需要的民族复兴与经济独立中 承担重大责任。 例如“增加生产, 减少消费, 注意储蓄, 这便 是民族经济自给自足最要工具;保育儿童, 教导儿童, 这便是 民族健全, 民族复兴的基本。”如此重要的工作, 自然要有相 当的修养与训练。 关于女子职业教育, 他主张女子根据经济 情形、家庭状况、社会需要、个人兴趣, 走出家庭谋一职业。 “在自身可以具有独立生活的知能, 在社会可以得着适宜人 才的任用。”因此, “为女子增进能力计, 为社会任务分工合 152 作计, 女子职业教育, 力谋普及” 。 同时, 他认为“一个社会, 要真正促进改良, 女子领袖人才, 那是非有不可” 。 因此, 要 注意女子人才教育, 养成社会各方面的女子领袖人才。 他说 “有些人看轻了女子能力, 以为女子不必一定受大学教育, 这 种观念, 却是极端错误。 当然我们要把男子女子一样看待, 由高小升中学, 由中学升大学, 凡是知力够了, 应该让女子充 分发展, 循序深造, 不可有丝毫屈抑。果然大学毕业, 已具有 领袖社会资格, 当然各就其才能学力到社会各界去服务” 。 27 他的思想对当时大部分国人认为的女子的重要责任就是管 理家务、家事的观点是强有力的抨击, 有利于女子摆脱对男 子的经济依附, 有利于女子在政治上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平等 地位, 最终实现男女真正的平等。 江恒源认为, 当时的国民最缺乏的就是“集团生活的习 惯和为群服务的精神 ”, 这是中国人大大吃亏的地方, 也是国 事艰危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建议家庭主妇发挥超家庭、超职 业的精神, 联络各家主妇组成妇女生活改进会、风俗改良会、 妇女救济会等, “务使女子于服务家庭时, 要兼顾到社会, 于 从事职业时, 要兼顾到国家”。 实施女子教育时, 要从学校教 育、社会教育两方面特别训练。 要注意到养成女子服务的兴 趣、知能、道德、习惯。 “务使今后中国受过教育的女子, 她的 认识思想行动, 要由家庭扩张到民族, 由个人扩张到团体, 由 管理家事扩张到管理国事, 由个人职业扩张到社会服务。 家 庭任务、个人职业, 是个人生活的基本, 民族、国家、社会, 是 个人服务的对象。 真要改进社会, 复兴民族, 保卫国家, 则这 一种超家庭超职业的精神, 非有不可。” 28 他主张通过女子学校教育和女子社会教育两者结合来 实施女子职业教育。 关于女子学校教育他主要对科类设置 进行了论述。 他说, 在小学和大学阶段女子教育的科类设置 与男子一样, 而在中学和专科阶段应有些不同。 如中学阶段 普通科, 除预备升学课程外, 应加入家事一科;职业科(或中 等职业学校)可分家事、职业两项。 家事课程注重应用科学、 家庭组织、社会服务;而职业课程, 注重生活必要技能, 并注 重经济独立及社会服务的训练 。在专科阶段, 无论是正式专 科学校或者各种专业的短期培训, 应多为女子职业方面设 想, 设置适宜于女子职业的科系和培训, 使女子就学的机会 多, 就业的范围广。 关于女子社会教育, 他强调要注重集团 生活的训练, 养成社会服务道德与能力, 使女子对于民族国 家所担负的责任能和男子一样重, 甚至贡献比男子更大。 江恒源一生情系职教, 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和主张符合当 时社会发展的潮流, 有创造性和历史进步性。 在我国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的今天, 存在着一味追求职业技术的培养而对学 生的品德教育关注不够、重视职业学校教育而对职业补习教 育(或职业培训)关注不够等问题。 在面对这些现实问题 时, 研究借鉴近江恒源的职业教育思想, 或许能获得宝贵经 验和有益启示。

注释: ①⑥江问渔:《怎样受职业教育》, 《教育与职业》 , 第 152 期(1934年)。 ②⑦⑨江问渔:《职业教育的真义与使命》 , 《教育与职 业》, 第 139期(1932年)。 ③⑩ 12江恒源:《报告大会筹备经过及职业教育意义》 , 《教育与职业》 , 第 178期(1936年)。 ④江问渔:《中华职业教育社二十周年纪念感言 》, 《教 育与职业》, 第 186期(1937年 )。 ⑤江恒源:《日本职业教育概观》, 《教育与职业》 , 第 126 期(1931年)。 ⑧江问渔:《关于医学教育的一点小意见》 , 《教育与职 业》, 第 151期(1934年)。 11冯学垒:《江问渔与 66年前的一次会议》 , 《教育与职 业》, 1998年第 4期。 13 17 18 21江问渔:《补习教育的效用在哪里》, 《教育与 职业》, 第 133期— 135期(1932年)。 14江问渔:《职业补习教育还不值得提倡么 》, 《教育与 职业》, 第 162期(1935年)。 15江问渔:《职业补习教育的十种重要性》 , 《教育与职 业》, 第 174期(1936年)。 16江问渔:《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的六个中心问题 》, 《教 育杂志》, 第 25卷第 9号(1935年)。 19 20 22 23 25江恒源:《对于成年补习教育的意见》, 《教 育与职业》, 第 109期(1929年 )。 24江问渔:《提倡职业教育声中有三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 《教育与职业》 , 第 186期(1937年)。 26 27 28江问渔:《中国女子教育问题》, 《教育与职业》 , 第 171期(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