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的故事之三

林林枫的故事之三

第四章 抗日战争中的二、三事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下旬，由北平转移到山西太原，在他担任中共山西省工委副书记、北方局组织部长兼山西省委副书记期间，他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刘少奇同志的嘱托，一方面尽快熟悉掌握当地情况，研究制定对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的策略方针；一方面积极部署工作，把重点放在党的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的活动上。经过努力，陆续建立了工人武装自卫队（其后发展成为新军工卫队），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牺盟会的领导权。在工作中，既照顾统一战线，又冲破框框的束缚，使山西群众斗争和中共组织在许多地方获得了发展。

敢于使用干部

由于山西党工委的努力工作，山西地区出现了抗日活动大发展的良好局面。林枫在以后的回忆中说：党的工作是放手的。如晋西南，严格地说当时没有党，只有运城有几十个党员。洪（洞）赵（城）是否有，记不清了，那时办了个党校，训练一星期，派七个人去洪赵，从程子华那里又派人到晋西。九月，我住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有个李一民找共产党，找工作，我去接谈。他无证明，我不认识，就要分去工作，你说放手不放手？够放手的。当时就派他到同蒲铁路去工作，有好的工作就发展。意思是通过工作对他考察考察，走时给他十元法币。十月，我见到他，说发展很好。后来在侯马成立了同蒲铁路总工会，又成立了工人自卫队，阎锡山给发了枪，还有大批工人到延安去，有很大成绩。为什么要把这事放在头里讲，因为那里除太原工人曾组织有自卫队外，再就是同蒲路了。现在看来，李一民是个好同志。当时我从太谷到赵城，到运城，到处看到的情况都是放手发动群众的，各地都组织了自卫队。

超额完成扩兵任务

1937年下半年，太原失守，抗日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时转战到山西战场连续作战的八路军，肩负起华北游击战的重任。经过几次对日作战，八路军的兵源补充已是迫在眉睫。急需扩大部队，补充兵源。11月13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11月17日刘少奇、杨尚昆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都鲜明地指出扩大八路军的重大意义。

为此，中共中央电令山西省委必须在二十天内完成扩军三千人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困难相当大。林枫和山西省委的同志十分重视这次任务，及时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安排部署。12月间，林枫亲自前往运城，召开了河东特委扩大会议，作了扩兵的具体部署。参加会议的有特委负责人和一一五师、一二零师的代表。林枫根据周恩来、刘少奇的意见，在会议上讲了扩大补充八路军兵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把扩兵作为河东特委各级党委的中心任务。

晋南地区一向是反阎势力占优势的地区，人民群众富有革命传统。1936年春，红军东渡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劳动人民的拥戴；红军所到之处，深入宣传抗日主张，广泛播撒抗日火种。如今听说八路军扩兵，青年的抗日热情高涨，参军的劲头很大。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动员、组织，河东各县迅速掀起了参加八路军的热潮。在扩兵过程中，林枫又到运城、侯马检查工作，帮助解决扩兵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使得扩兵工作中遇到的麻烦，都能够及时得到解决。结果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提前超额完成了这次扩兵任务。新战士分别送到运城、侯马两地，集中训练后补充到一一五师和一二零师。

艰苦朴素，同甘共苦

林枫在抗日战争期间，虽然身处重要的领导岗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与同志们和基层战士同甘共苦。他这种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优良作风，受到人们的广泛赞颂。

1937年11月月底，林枫第一次到运城检查建党工作，结束后将要返回临汾的时候，有河东特委派往北方局党校学习的四位同志随行。这次随行的秦穆伯（当时任中共运城市委委员），对他们从运城同车北行中一些艰苦经历，特别是对林枫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仍然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难忘啊，他那坚强的党性》中记录了这段经历：“我和李荃、李熹（现名陆平，女）、卢民安四人，随林枫同志从运城到临汾北方局党校学习。当时，太原已经失守，日寇正准备南下攻取临汾，晋南火车只搞军运，不售票运客。我们为了赶时间，便搭乘军车，但是，军车车箱紧闭着，不让进去。在林枫同志的带领下，我们五个人便挤坐在两节车箱之间的挂钩处，深夜之际，西北风凛冽袭人，林枫同志不断吸烟以驱寒气，我们四人紧紧挨坐在一起御寒。不巧，中途停车修理，我们只好跳下车到附近路边寻找小店喝口热汤消寒。由于我们整夜呆在车箱外边过道上，非常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掉到车下，根本不敢成眠。因此，十分睏乏，林枫同志和我们四人共盖一床被，便睡在了店房的土炕上，虽然艰苦，却睡得香甜。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五十个年头，但一直深印在我的脑子里，至今难忘。每当我们几个人谈起林枫同志那时候和我们在一起的情景，便对他肃然起敬。”

在这个回忆中，还讲述了林枫其他艰苦奋斗的事例：“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一个生产、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穷的山区。群众主要是吃杂粮，如小米、莜面、山药蛋、杂豆类，很少能吃到白面，更不用说吃大米了。至于说吃菜，咸菜、酸菜能吃上就算不错了，有一阵甚至连咸盐也吃不上。在我们这块根据地工作的干部，当然是与群众同甘共苦了。特别是在1940年初反顽固派斗争胜利后，原来在晋西南的军队和干部，都集中在晋西北不完整的二十多个县这块土地上，再加上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我们的吃饭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了。从1940年春天到1941年秋天，我们就吃了一年半的黑豆，而且每人每天只有十两（十六两一斤）的定量，每天吃两顿黑豆饭，不够吃就挖野菜作补充。在这艰苦的日子里，林枫同志和大家一样吃粗粮，吃黑豆。不少同志吃了黑豆睡在凉炕上，由于消化不良，得了肠胃病，吃什么拉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林枫同志经常教育我们这些在党委机关做总务工作的干部说，革命不是为了吃苦，但革命必须吃苦；苏联革命胜利后，有一段时间也很苦，甚至连黑豆也吃不上，我们现在比他们那时强多了。他还说，做总务工作的同志要吃苦在前，要多为别人着想，越是困难，越要关心同志。并且和我们一起研究改善吃黑豆的办法。开始我们把黑豆整个煮着吃，煮一锅黑汤，既不好看，也不好吃，后来用磨子把黑豆拉碎煮着吃，有时还改善一下生活，做点豆腐当菜吃，豆腐渣当饭吃。但是，由于每人每天只有十两（十六两一斤）黑豆的定量，所以，生活也不能多改善。后来，随着根据地的发展，生活也就逐步地有了一点提高，能吃上小米干饭和山药蛋了。1942年机关开始搞生产（主要是种菜），到了夏天，就能吃上点自己亲手种的小白菜、西红柿了。1943年，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晋绥辖区要争取做到耕一余一，全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干部参加种地、开荒、纺线、织布，军队打仗、生产两不误，劳武结合挤敌人。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巩固建设晋绥根据地，从而战胜了财经困难，改善了军队、干部和群众的生活，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准备。

林枫同志离开我们将近十年了，但是他那种坚定的党性原则，为人正派、谦虚谨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高尚思想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深深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秦穆伯，离休干部，抗日战争胜利前为中共晋绥分局副秘书长，离休前为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第一部副部长）

第五章 在晋西事变的风暴中

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为了有利抗战，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山西省委，将晋西南分成晋东南、晋东北、晋西南、晋西北四个区进行抗日。林枫是晋西南总负责人，任务是在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8月初，林枫在孝义西宋庄主持会议，宣布中国共产党晋西南地区委员会正式成立。林枫作为晋西南区党委书记，带领党委一班人，开始了新的抗日征程。

巧解军粮之危

晋西南区党委，面临既要抗击侵华日军的进攻和对根据地的扫荡，又要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对阎锡山这个山西大军阀的联合与斗争工作。当时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新派与阎锡山为代表的旧派，在各级政权的建设中斗争异常激烈。在民主政权建设中，林枫坚持由共产党员或倾向我党的民主人士掌握民主政权，以第六行政区的隰县为例：隰县旧县长刘俊，在日军南犯时弃职逃跑，隰县抗日组织牺盟会特派员、共产党员彭若涛，于1938年3月间参加六行政区联合工作组前去恢复政权。他们刚在义泉镇建起区政府和几十个村政权，刘俊就派一个叫牛芝的人来夺区长的权，手里还拿着一张阎锡山的“委任状”。他们把牛芝顶走了，刘俊没敢露面。经过工作组的努力，不到两个月，各区、村政权初步建立。

阎锡山见政权旁落，突然派旧官僚曹文宝来任县长。曹文宝一到这里就打击群众团结，破坏“合理负担”。但他嗜吸鸦片，而国民党曾有明令规定：公务员严禁吸大烟。虽然曹文宝抽大烟时防范严密，还是被彭若涛和有关同志设计当场抓获，彭若涛亲自到六专署向署长张衡宇报告，立即由专署下令将曹文宝革职查办，由彭若涛署理县长。彭若涛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旧衙门作风，首先裁减县长薪金，提高部分待遇过低人员的薪金，还将自己的月薪降至25元（原旧县长曹文宝的月薪是240元），同时带头参加义务劳动，关心群众疾苦。这些改变受到老百姓和各界群体的欢迎，成为街谈巷议的新闻。

1939年秋天，阎锡山一心想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下令禁止各级政府供给八路军粮款。同时下令，非经行营批准，任何人不得向民众摊派粮款，违者严惩。有了这些命令，村闾长就不敢派粮派款了，晋西南支队和区党委等几千人的粮食就成了大问题。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岂能执行这个反动命令！有一天隰蒲特委书记按照林枫的指示和部署，来找彭若涛商量对策。他们认为如果县长敢下命令征粮，下面的共产党员区村长就可按令征粮。但征粮令一下，县长就无法再当了，甚至还有生命危险。最后商定：彭若涛下了派粮令，马上准备办理“移交”，党组织暗中派人保护他过黄河，前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彭若涛连夜赶回去，冒着生命危险，马上下达了派粮令。

后来彭若涛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晚，我就下了派粮令。秘书张纯选提醒我：‘派粮令事关重大，若阎锡山知道了，我们罹难是小事，完不成任务是大事。为了暂时保密，行文不经过平时的拟稿、核稿、划行、缮写、发文、归档等手续，挑选靠得住的同志誊写十几份，然后盖上县政府大印和你的名章，派人直送各区政府。县视察员或上面派人来查时，公文制度上是查不出破绽的，等他们弄清楚情况已经晚了。那时，你早就过了黄河了，粮食也早已到了八路军手中了。’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很快就按这个办法把命令颁发下去，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后来等到阎锡山知道时，粮食已经运走了，我也从容地登上去延安的路。后来得知，阎锡山听到此事，立即发出了‘隰县县长彭若涛擅派粮款，捕获就地枪决’的电令。”

其后形势继续恶化，阎锡山不断纵容旧军向新军防区大宁、蒲县、临汾等地参透滋扰，摧毁新政权，绑架杀害我地方干部，袭击新军分散活动的部队，并与八路军搞摩擦，阻劫群众给八路军送粮，又撤换了大宁、霍县进步的县长。面对阎锡山的猖狂进攻，我方奋起反击，新派与旧派的斗争日益恶化，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即将到来。

“他打你，你也打他嘛！”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为配合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陕西省宜川县的秋林镇召开了一个月的“秋林会议”，这是阎锡山彻底暴露了假抗日真投降，假联共真拥蒋的反革命丑恶嘴脸。在会议上，阎锡山不顾进步人士的反对，破坏与中共组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宣示了投降妥协意图，制定了扶植旧派，抑制新派的方针，抛出了一个意在消灭新军的“编制、训练、指挥、人事与待遇四统一”的《军事统一方案》，取消政委制，妄图消灭新军力量。秋林会议后，山西抗战形势进一步恶化，一场残酷的斗争摆在了晋西南区党委的面前。为了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林枫带领区党委和广大军民与阎锡山的反共军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

1939年初，林枫接中央指示到延安，研究加强反逆流问题。在延安除向华北群众工作委员会王稼祥及中央组织部陈云、李富春汇报晋西南的工作外，重点一是与王若飞共同以山西省委的名义起草《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这个《宣言》经毛泽东修改后，于10月10日（双十节）发表。《宣言》根据山西政局逆转的实事证据，指出投降反共的严重危机。并正式提出“坚持山西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山西团结——反对内战分裂；力求山西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政治主张。二是与毛泽东进行了两次谈话。根据当时的形势，必须以武装斗争反击阎锡山的武装围剿和投降日寇的卑劣行径。但限于统一战线的约束，对放开手脚直接提出打击阎锡山还有所顾忌。因此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林枫问道：“如果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毛泽东风趣地回答：“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一句话解开了林枫许久以来的焦思苦虑。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公开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林枫在以后回忆这次同毛泽东会见时说：“从秋林会议起，感觉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采取了斗争方式，也有受了束缚的，如在新军问题上，北方局指示要隐蔽，力量已经暴露了，如何隐蔽呢？阎锡山调干部受训，送去一批，心里不高兴，第二批不送了。旧军扩兵，我们也扩兵。不给我们粮食吃，隰县就拨了三千石，阎锡山抓县长，彭若涛已过黄河了。我们当时进行了许多斗争。但是，当时要下武装斗争的决心，要归功于毛主席。九月，我去延安与毛主席谈了半小时就解决了。他说：‘他打你，你就打他！’我回去胆子壮了，决定问题，话不在多。”

顽固派以惨败告终

林枫从延安回到晋西南后，形势越来越恶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阎锡山在晋西南向新军的进攻围剿，既是蒋介石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阎锡山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于是，毛泽东、王稼祥在签署的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就指出了，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这阎锡山集结三万多兵力，开始向新军进攻。面对阎锡山的磨刀霍霍，林枫所领导的晋西南区党委和晋西支队，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坚决痛击前来进犯的阎顽军。

1939年12月6日，林枫在隰县张家川召开晋西南区党委负责人、新军决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首长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经讨论一致认为，突发事变已经开始，顽固分子正将其妥协投降阴谋付诸实施，必须给予迎头痛击，为此，会议决定，一是晋西是陕北的门户，是陕北与华北的交通要道（中央通往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要地），晋西的阵地一定要坚守，驱逐叛军出晋西南。二是要快干，要主动地武装自卫，被动就要吃亏。“眼明手快，先下手为强，光棍不吃眼前亏。”三是武装斗争，要由新军出面来干（旧军、新军都属于阎锡山所辖的编制军队，只不过新军名义上为阎所辖，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反对旧军解决新军，并要求晋西北、晋东南给以帮助。因为旧军动员了全部力量，外来的帮助是必要的，集中晋西南的新军，免得被个个击破。

会议还就有关斗争的策略和方针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决定成立在晋西南区党委领导下的“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由林枫、黄缂、韩钧组成指挥核心。当时的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在《庚申忆逝》中说：“高家条誓师以后，林枫同志实际上成为我方自卫还击战中的总政委。他带了一部电台和中央军委保持密切联系，他和陈、黄、韩等一直坚持在战斗第一线。”

12月7日，阎锡山下达了讨伐令，新军的反顽战斗正式打响，晋西地区旧军对新军和八路军的进攻全面展开。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林枫率领全体军民果断地进行了反击。12月9日，我军主力部队分兵两路，一路出击隰县，一路出击石楼、永和，然后会师午城，直捣大宁、蒲县，粉碎顽军的包围和进攻。当天，五团在隰县附近，抓住了顽军北路纵队总指挥梁培璜派往二一七旅递送作战命令的少校参谋吕昌寅，并缴获了他所携带的全部文件。这使我军准确地了解到顽军的作战部署及其险恶用心。并且，梁培璜写给二一七旅旅长刘效增的信，完全暴露了顽固派的阴险凶狠和阎锡山策动旧军消灭新军的整个意图。这封信成了一份反面教材，惊醒了尚有麻痹思想，还不相信阎锡山要消灭新军的某些同志，激起广大指战员奋起自卫的决心。

从1939年12月9日到1940年1月初，在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在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的支援下，晋西南新军和八路军经过几十场反击旧军进攻的战斗，使战场的形势有了根本性的转变，顽军的围剿和进攻被粉碎，战场上胜利的天平在向晋西南以林枫为首的新军和八路军倾斜。此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发展，确定晋西南新军、八路军向晋西北转移，同晋西北军、八路军汇合，集中兵力，完全彻底地把旧军消灭和全部驱出晋西北，以汾离公路为界，完全控制晋西北。将晋西南留给阎锡山，给他一个活动地区，争取团结他继续抗战。据此，中央军委派总参谋长滕代远到晋西北，组成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新军、八路军作战，处理军事行动问题。

1940年1月10日，由滕代远统一指挥，我军向顽军发起了总攻。以晋西北决死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和八路军三五八旅组成右集团，自临县白文镇由北向南直趋临县。以晋西南新军决死二纵队、政卫三零九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组成左集团，从方山、圪洞地区由东向西，协同右集团夹击临县城区顽军。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从陕北绥德警备区东渡黄河，到碛口地区配合作战。1月11日，左、右两集团经过连续作战，于12日逼近临县县城。这时龟缩在临县城区的顽军已经弹尽粮绝，他们所盼望的晋西南顽军的增援也未到来，陷于惊恐混乱状态。13日晨，我左集团奋勇进攻，占领县城东的指火圪塔制高点，突破拱卫县城的最后一道防线。顽军溃败后撤，我军穷追猛攻，连续夺取多处山头，迫近城垣，将敌全部压力城内。当夜顽军第七集团军司令、山西省第二行署主任赵承绶带领顽军乘隙夺路逃走，我左右两集团遂于14日在临县胜利会师。此役我军共歼顽军两千多人，获敌印钞所全部人员和机器，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我左集团派出一个团追击，1月16日在招贤镇、田家山截歼其后尾一部，活捉副师长郭如嵩。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在碛口地区截住顽军一个团，歼灭400多人，逃敌丢盔弃甲，状极狼狈。敌骑兵军竞自相惊扰，完全瓦解。赵承绶所兼管的省府第二行署各员属，山西省银行分部金柜，以及赵承绶的妻子等都丢失了。赵承绶只身光脚逃到中阳山头，不禁北望大哭起来。

1940年1月16日，毛泽东、王稼祥打电报给北方局，指出“晋西北新旧斗争，我们已经大体胜利。晋西北必须全部控制在我手。”

第六章 在晋绥根据地的斗争中

194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电令指示：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林枫任区党委书记，赵林任副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地方工作和晋西南地下党的活动。后在巩固建设晋绥根据地的斗争中，林枫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建立和巩固民主政权，“把敌人挤出去”，劳武结合、发展生产等各方面作出不懈努力，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立巩固的抗日人民政权

在反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结束了晋西北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林枫认为，如果没有巩固的人民政权来支持战争，根据地的坚持是不可能的。但要对现有的政权进行彻底的改造，就必须实行真正的普遍的民主选举，由人民自己抉择他们的公仆，使人民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人翁，真正走上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舞台。无独有偶，1940年1月31日，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联名来电指示：要求“完成政权的改造，从晋西北行署至乡区机关止，均须掌握在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手中，建立真正的抗日人民政权。各级政府均须根据《民族革命十大纲领》，颁布具体切实的施政纲领，并认真实行之。”

“万丈高楼平地起，政权基础在于村。”林枫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领导晋西区党委积极认真执行党中央指示，从村选开始对政权的改造工作。1940年先后召开了两次行政会议，先确定了村长、区长民选的原则，然后制定并通过《晋西村选暂行规定》与《村选政权组织暂行条例》。按照这两个文件精神，村选在全区普遍开展起来。由于政策明确，方法适当，动员深入，选民热情高涨踊跃参加。据兴县35个村统计，参加选举的公民占87.3%，个别村达到97%以上。在选举中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在参议会或村民代表会中，共产党代表、国民党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加强了各抗日阶层人民的团结。正象林枫所讲的那样：“自从根据地新的民主政权建立以来，即着手筹备村选工作，确定了村政权的民意机关（公民大会或代表会）与执行机关（村公所）为统一体。村主席和代表（村长与各会长）都要通过直接的平等的不记名的投票选举。清除了封建残余的闾邻制，实行代表制。经过1941年和1942年的努力，全晋西北都进行了村选，打下‘三三制’的民主政治的基础。”

在村级选举结束后，林枫趁热打铁，召开第三次行政会议，代表中共晋西区党委提出召开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建议。他说：“为了团结各阶层，为了团结所有抗日力量，为了晋西北心政权更加健全，民主运动更加扩大，有如下提议：由晋西北各抗日力量，各抗日阶层，各抗日武装部队，于明年初以前成立代表各阶层的临时参议会。（一）这个座谈会的组织是‘三三制’的，共产党参加选举，并希望国民党及其他抗日党派也参加竞选。（二）这个议会是有权力的参议会，是晋西北的真正民意机关。它是决定晋西北一切政策法令并选举政府人员的机关。（三）这个提议，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决定，并组织筹委会，一直到参议会的成立。”

（本文出自《全国林枫中学革命传统教育读本——林枫》）

［林枫，革命家、我校校友，1928年在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区立东海中学（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的前身）任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