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的故事之四

林枫的故事之四

（接上期）

林枫的提议，经过行政会议的热烈讨论并予以全部接受。并做出决议：成立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以林枫（代表共产党）、续范亭（代表国民党）、刘少白（代表地方开明绅士）等15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1941年11月26日，筹委会召开首次会议，选举林枫为筹委会常委和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由老国民党员续范亭担任）。会议决定1942年夏天召开临时会议。从1942年春起，在全区村选民主政权基础上，各地、各界人士开始进行参议员的选举。

根据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的决定，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参议员的选举，在1942年春正式拉开了序幕。这次选举，一律用无记名投票；还视选民的集中和分散程度，分别采取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敌占区无法选举的由政府或选举委员会聘请抗日有功的社会公正人士为参议员。各区选举十分热烈，各阶层都推荐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发表竞选提纲，宣布各自的竞选主张，为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建设出谋献策。按照三三制的选举原则，经过自下而上的选举，共选出145位参议员。其中共产党代表为47人，比三分之一少1.3人，表现了共产党的诚意和大度。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各49人。从出身阶层和界别上看，有地主、农民、工人、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军人、医生、学生、商人、自由职业者等。从民族看，有汉、朝、满、蒙、回等多民族参加议会。

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于1942年10月24日在黄河西岸神府县内的胡家庄召开第一次大会，林枫致开幕词并代表中共中央视晋绥分局，向大会提出一个贯穿着团结抗战精神的《关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纲领共十四项，其要点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贯彻三三制，保障抗日人民之人权、地权、财权及言论、出版、信仰、居住之自由；改进司法机构，实行陪审制度；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实行合理负担的财政税收制度；推行国民教育，尊重知识分子；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地位；团结少数民族，尊重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等。同时，林枫以全票当选晋西北临时参议会议长。

晋西北以此为契机，形成了各界各行、上上下下、男女老幼、党政军民大团结，民主政权大巩固，掀起了抗日斗争大高潮的新局面，开展了一场“把敌人挤出去”的伟大斗争。

把敌人挤出去

晋西北反顽斗争的胜利和抗日民主新政权的建立，使日寇充满了仇恨和恐惧。他们像发了疯一样，对晋西北的抗日军民进行了野兽般惨无人道的血腥进攻。从1940年春攻势开始，相继进行了夏季、秋季、冬季四个大扫荡和进攻。前三次进攻，日寇共动用总兵力50000人，双方大小战斗615次，战场天数134天，共毙伤日伪军9800多人，晋西北军民取得了胜利。日寇面对失败，变得更加疯狂，又纠集两万多兵力，开始了冬季大扫荡。这次冬季大扫荡敌人采取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凡敌人经过的村庄，都留下了余烬未息的断壁残垣，瓦砾中横陈着遇害者的尸体。以兴县为例，前后35天整个兴县浓烟蔽日，变成了一个火的海洋。全县260多个村庄被毁，全县9万人口中有1384人被害，有的全家被泯灭人性的日寇斩尽杀绝。在整个冬季反扫荡中，面对日寇的凶残，广大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杀敌，连续作战35天，进行了200多场战斗，最终打退了敌人的进犯。无数视死如归的英雄在奋战中献出生命，用热血写出抗日战争中光辉灿烂的史篇。

1941年到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阶段，也是中国抗战极端困难的阶段。 在中国战场上，日寇采用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方针，竟将其在中国75%的侵略军，压在解放区战场。日寇的“三光政策”被 粉碎后，从1941年3月起，又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所谓“总力战”，梦想以此来达到它几年来单纯军事进攻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它在占领区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我边区实行“蚕食”政策，对我根据地实行扫荡。企图从点线占领，逐步扩大到面的占领。不到两年时间，日寇在华北实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同时为了分割解放区，切断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又在解放区周围大建公路网、碉堡群，沿着铁路线和漂流两侧，大挖封锁沟，大修封锁墙。1942年10月，日寇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夸耀地说：“华北碉堡已经建成7700余个，遮断壕也修成11864公里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到宁夏万里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

在这些严峻的日子里，晋绥抗日根据地饱受敌人的窜扰摧残，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1941年起，日军对根据地开始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蚕食政策和军事扫荡三结合的进攻。日寇以血腥屠杀和严密军管制镇压群众的抗日活动，对根据地大小扫荡30余次，累计历时400天，根据地上空几乎终年笼罩在硝烟点火中。日寇制造了多处无人区，多座村庄被血洗，全村百姓被屠杀。边区军民奋起抗击，虽给日寇以打击，但敌强我弱，使我陷于被动。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局面极为严重。

为了全面反击日寇的猖狂进攻，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中共中央决定将晋西区党委改组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并且把绥远地区划归晋绥分局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林枫负责组建工作。有关晋绥分局的人选和组织机构，是由林枫提出报告，请求中央决定的。起初，中央要求林枫担任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很谦虚，说自己挑不起这付担子，建议关向应作书记（关向应也是东北人，1902年生于大连市金州区。是年龄党龄都比林枫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领导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共河南省委和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1932年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任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曾坚决抵制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行为。1937年任八路军第一二零师政治委员，与贺龙一起开辟了晋绥根据地。1946年病逝于延安。2009年，关向应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关向应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八路军一二零师政委，林枫任这两个单位的副政委。关向应因病在延安住院治病，他可以作副书记，实际工作由他来做，让关向应在延安养病。中央接受了林枫的意见。5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晋绥分局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晋西北成立中央分局及晋西北党委，该局定名为晋绥分局，管理晋西北区党委、晋西南工委、绥蒙工委在不念旧恶地区党的工作。以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关向应在病假中由林枫代理书记（后转为书记）。

1942年春，林枫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期间，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晋绥边区对敌斗争和其他工作情况。党中央、毛泽东对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作了充分肯定和表扬，并根据当时抗日根据地都处在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了，与敌人大部队下面搞不行的现实情况，毛泽东向林枫提出了回去后的工作重点：要在正面发动群众，搞敌后武装工作队。当前晋西北的任务挤出去！”林枫回到兴县，和晋绥分局、军区的负责同志一见面，就高兴地说：“这下可有办法了。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们晋绥区的情况后，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

林枫回到晋西北后，深入调查研究当前对敌斗争现状，又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在晋绥分局召开高干会议前夕，收到毛泽东复电：“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 检查如此缩小的原因，与周（士第）、甘（泗淇）商谈积极开展济南战争，向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人采取积极政策，否则再缩小前途甚坏。”

随即于10月4日，林枫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晋 绥分局高级干部会议。在林枫传达中央 和毛泽东的指示后，就如何“把敌人挤出去”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反复的认真讨论，大家最后一致认为：根据当前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要彻底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党政军民一齐动员，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全面配合起来，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向敌人挤地盘。这种全面的斗争，是晋绥根据地全体军民光荣而艰巨的战斗任务。会议形成决议，向全区发出了《关于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重点是：“把敌人挤出去”是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把党政军民一切力量动员起来。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去挤敌人。

在“把敌人挤出去”这一深入人心的召唤下，“挤”敌人的斗争在全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43年最初3 个月，八路军对敌大小战斗387次， 民兵作战222次。在反维持斗争中摧毁伪村政权881个，建立抗日民主村政权555个。使敌人据点的活动范围由三四十里缩小到五里以内。”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全区军民对敌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

挤敌人的方法：一是组织大批短小精干、方形人才兼备的武工队，围困敌人据点，骚扰敌人。1943年由初期的三十几个武工队增加到四十五个。他们秘密挺进到敌人心腹中去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斗争，发展隐蔽斗争的民兵，孤立敌伪，围困碉堡，最后领导民兵配合八路军把被围困的据点拔掉。二是学习冀中军民对敌进行地道战、地雷战的经验，大力开展爆炸运动。全区种地兴趣爆炸热潮，形成“家家造地雷，从会爆炸”的局面。三是把敌人据点周围村庄的维持打垮，切断据点与各村的联系，使敌人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与此同时，武工队组织民兵和群众切断敌人的运输线，断绝敌人的给养。敌人没吃没喝，不是出来投降，就是被武工队和民兵设计拔掉。还有一些挤敌人的办法，就不累述了。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爱沷斯坦在他所著《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记述了晋绥前线民兵在“挤”敌人的斗争中，奋起围困敌人的战斗：“对付‘蟒蛇收缩’堡垒封锁行动，民兵也想出了办法。他们在敌碉堡周围布置了巡逻队和地雷，让正规军脱身于别的任务。他们为了最后进攻干得相当细致，先潜入敌军小碉堡，然后一举制服他们的要塞。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战略问题。我在晋西北见到民兵一枪未放就抓到了一群日军。日军碉堡被 民兵长时期包围着，突然有一天，民兵全部撤走了，一连几个星期都不见人影。日军起初还很警惕，后来渐渐地麻痹大意起来，甚至外出散步。终于有一天，他们都到山边来野餐，把枪架起来大吃大喝，又休息。散布在周围的民兵穿着农民的衣服在地里劳动，等待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时刻。他们突然向敌军扑过去，捆住他们，连人带枪送到了附近正规军哨所。”

1943年，晋绥边区对敌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全年挤掉敌人据点58个，收复村庄1000多个，粉碎敌人大小13次扫荡，敌人一切“反挤”的幻想全部破灭。根据地军民全面“挤”敌人的斗争，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刚毅勇敢的抗日军民，把每一寸土地都 改造成绞杀日寇的陷阱，将每一角山岩都变成一座坚强的堡垒。

我认识和了解的林枫同志

为了纪念林枫同志，我奉献1944年9月访问他的一篇笔记。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一年的暮春到初秋，我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 到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采访旅行。这次旅行是新闻界第一次突破国民党在1938-1939年以后的五年中对“大后方”的封锁，在向世界公众传播共产党领导地区的第一手新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已接近胜利，而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的国民党地区，面对着日本以新的攻势威胁要无限延长亚洲的战争而濒临崩溃。中国挺得住吗？它是配合盟国进行最后抗击日本的攻势呢，还是要垮台呢？我们在旅行中看到的和报道的，是中国人民的抵抗所起的积极作用，它是保证和加速胜利的潜在力量。这些消息渗透到“大后方”的中国人民中间，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我们能进行这次访问旅行，是“大后方”新闻界为了打破对解放区新闻封锁所进行的年复一年的斗争的结果。斗争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周恩来同志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对这个结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对国民党的宣传喉舌是重大的挫败，是中国共产党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对外政策的一次胜利。

我在晋绥边区的采访，印象最深的是对林枫的访问（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他关于党的工作的谈话，展示了一幅在党的领导下，军事、生产、政治和群众的文化工作协调一致的清晰图景。他的谈话不但肯定了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得到的感性认识，而且帮助我们提高到理性认识的水平，形成了有扎实基础的对前途的乐观信念。

难以忘怀的，还有林枫同志本人。他那深沉的爱国心（这是长期沦陷的东北儿女特有的强烈的爱国心），他的严肃、诚恳和明晰。时间已过去四十二年，当时谈话地点的情形已比我脑海中消逝，可他的音容笑貌却历历在目，似乎几小时前我才见过他。他穿着极简朴，按那个严峻岁月的生活标准也是突出的。他体魄魁梧、强壮，略弓的背和脸上的皱纹是日以继夜地工作的见证。他声音低沉，讲话从容不迫，不使用戏剧性的或强调的语气。虽然外表看上去显得疲惫，但他谈话的逻辑和说服力比雄辩的演说更有力量。据我回忆，他同我们谈话时没拿什么文稿，却帮助我们理解了很多问题。下面是这位优秀的共产党人对我们谈话的纪录。

晋绥军区的东北籍政治委员，面貌刚毅、体格结实的林枫对我谈起，党怎样帮助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活动结合到一起，以及随后指导这些活动合并成当时 各解放区的结构（在抗战、生产和新民主主义中穿针引线、起统一作用的，毫无疑问是共产党。党早先在促进政治和经济以及在推动人民军事组织方面的作用，我们已经谈过）。

“党在敌后的目标很简单，”林枫说，“这些目标以口号表现出来：‘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胜利。’对我们来说，‘一切’就是指任何或每一种形式的社会活动。”

“我们的具体任务分成三部分：军事斗争、战时生产和促进文化工作。后两部分同第一部分一样重要，因为这两项任务的成功使日本人无法在经济上压垮我们和毒化我们的思想。即使在明确的战略之外，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对军事也有直接影响。经济和文化工作可以做到牵制敌人的个别行动并巩固和丰富我们自己的作战基础。”

林枫说，“军队在战斗中带头，但是我们党说服人民依靠并引导他们这样做。敌后的全部组织形式可以包含在最广泛意义的‘变工’这个词里——不仅是老百姓的变工，还有军民之间和老百姓与自己民兵之间的变工。生产与抗战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是互惠的。的确，除非老百姓改善自己的生活生产出足够的东西来支持这场斗争，他们就不会，也无法打下去。他们要是不就，就无法改善生活。我们的任务是从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把这个原则提高到成为自觉理解的信念，再由信念变为现实的组织结构。”

林枫解释说，“单是爱国主义也许能激励人心，但是生产成就可能提高自信心和热情。 我们是从生产开始组织人民，也是从生产开始武装人民的。随着生产的合理化，民兵壮大了；随着生产的改善，军民关系改善了。新形式的生产组织越普遍，直接参加抗战的人就越普遍。”

“今天，我们即将到达全民武装的组织的阶段。在开始的时候是军队作战，老百姓生产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现在他们认识到了为抗战必须生产。变工和民兵成了一个事物的两方面。我们从建立自愿的农业和商品生产合作组织开始，发展成自愿的军事工业合作社，大量制造简单的武器供人民自己使用。

林枫继续说，”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也提高了。一个农民通过自己的经验掌握了组织变工和民兵的能力之后，必然从比较复杂的角度考虑更多的事，而不仅仅是试图靠自己个人的努力在一个‘永恒’的环境中活下去。今天，他正在改变他的环境并理解了外部局势发展的影响。他要了解抗战的总的情况，他要知道下一步将出现什么情况，是什么东西在指导我们的领导人和国民党的领导人，敌人有些什么计划，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在干什么和怎样干。”

“这就改变了他对知书识字的态度。我们不用再告诉农民，如果他学会看书识字，他就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已经往前走了。成千上万的普通农民被选到生产队、民兵或当地政府中去担任行政工作，他们迫切感到需要读书识字，深感没有文化是多么妨碍他们的工作。以前，我们的教员和宣传工作者用了很多时间来说服老百姓相信读书识字是值得的。如今，成千上万分散的农村纷纷向我们提出要教员的要求。向他们派教员成了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能为此目的从其他重要工作中抽出来的合格的人数量是有限的。”

林枫说，“因此，党设法培养新的力量，新的组织者和新的教员。我们的方法是在每个村、民兵队伍和合作社里特色最伶俐最热心和最积极的人，先教他们，然后由他们把所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别人。我们如果 试图从上面通过‘行政’办法或简单的下命令的办法，而不是采用激励当地人的积极性、充分挖掘他们才智的办法，我们决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就。”

他解释说，“党并不操纵地方政府或任何不论是武装还是生产的群众组织。它的影响是通过加入这些组织的党员发挥的，他们取得人民的信任，证明自己有能力担任领导，并且用榜样来提出建议。地方党组织的党员必须加入民兵和变工队。他们不仅要向上级党组织，还要向伙伴和战友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不管他们多么聪明以及怎样估计自己，对党对人民都是没有用的。我们教导我们的党员，一个好党员必须是把自己全部精力用于解决他所在地方的人民的问题的人。自作聪明的人在老百姓中没有威望，想凌驾于老百姓之上或脱离人民的人，对人民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任何共产党员不是像别人要求他那样好好工作建立威信，而是企图利用党证作为取得职务的通行证，一经我们发现，就立即开除他出党。国民党使自己成了个当官的人谋私利的工具，所以它要失败。

“我们的阶级政策也是建立在‘一切为了抗战’的基础之上的。党和军队目前的任务是抗击敌人保卫全体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和家园以及动员全体中国人参加自己的防御。为使农民的具体利益和抗战联系起来，我们削减了地主的地租。但是，我们也使地主象其他任何人一样有了一个抗击日本人和清剿匪徒的廉洁政府。虽然我们剥夺了他们对政权的垄断，但我们决没有侵犯他们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我们不能否认，许多地主的知识和经验对老百姓是有用处的，而且有些地主是诚实、正直和爱国的。这些人有发挥作用的机会，把他们的资本投资到工业，把他们的文化用于教学、政府会计和其他专业化工作。说到底，他们的地位同共产党员一样，取决于同他们相处共事的人怎样评价他们。”

林枫最后说，“在旧社会，省里和全国种地的地主，彼此之间的联系，比受压迫者和文盲农民之间的联系多得多。这种情况也开始变得有利而不是不利于我们。日本人曾希望占领区的地主有把解放区的地主拉到他们那边去。相反，我们这边的地主都想出办法让敌后那边的地主知道，我们在视距中确实是执行我们阐明的政策的。为了掠夺所有中国人而来的日本人许下很多允诺，但都没有实现。因此，我们不仅在老百姓中而且在敌后的上层阶级中，都赢得了许多朋友。我可以向你担保，精神萎顿这里根本没有朋友，尽管他们出钱雇了一些间谍和特务。”

这次访问之后，迄今已出生和成长了两代人，中国经历了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历史，当然形势是截然不同了。不过，重读访问记，我发现，也许读者也会发现，它对我们依然很亲切。他运用的原则和政策，总的方面（为了救国，为了胜利，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和人士）以及地方的特殊方面（把敌人从晋西北“挤”出去，那里是联络延安同敌后其他解放区的主要地区），当然都是党中央规定，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不过他的极端的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表明林枫同志透彻地理解并熟练运用了这些原则和政策。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领导干部，不只是口头上说，而是以自己的作风和以身作则来教育旁人。这预示着党的一些久经考验的传统今天要恢复，不管岁月带来多少变化，它们仍然象以前一样不可缺少。

林枫同志像许多应能为今天事业贡献良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在“四人帮”作乱的大动荡年代里牺牲了，在那个年代，党的许多优良传统遭到破坏。

但林枫同志依然活在我们心中。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位忠诚、无私、有才能，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利益，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奉献整修身心的党的干部的形象。

写于1986年夏

作者简介：

伊斯雷尔·爱泼思坦（israel Epstein）(1915年4月20日—2005年5月26日)，又名艾培，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国际著名记者、作家。

1915年4月20日出生于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当时波兰正在俄罗斯帝国的控制范围内。他的父亲曾因领导劳动者起义而被俄罗斯帝国的当权者关押，母亲则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爱泼斯坦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他所在的公司派往日本；当德军逼近华沙时，爱泼斯坦和他的母亲逃亡到亚洲投奔了他的父亲。在历经了一些地区的反犹歧视后，他的家庭最终于1917年迁往中国，并于1920年定居在了天津。

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任新闻工作。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的斗争。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5月26日上午11时病逝于北京。 

2019年9月25日，入选“最美奋斗者”名单。

（本文出自《全国林枫中学革命传统教育读本——林枫》）

［林枫，革命家、我校校友，1928年在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区立东海中学（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的前身）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