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的故事之五

林枫的故事

第三篇东北民主建政时期

（1945年9月-1954年11月）

导语

抗战胜利后，林枫同志接受中央指示到东北工作。他最早率一大批党的中高级干部从延安迅速赶到东北，为创建东北根据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东北，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组织部长、东满分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局常委、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在此期间，他与周保中同志积极部署1946年4月长春战役，取得了攻占长春的胜利。他长期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全面主持东北地区政府工作，工作中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保证了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他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将大批党外民主人士成功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在干部分配、民主政权建设、发展农业生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抗美援朝的支前等各项工作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七章 夺取东北的斗争

进军东北的艰险历程

一

1945年秋天，正当晋绥边区军民一片欢腾，庆祝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担任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晋绥边区参议会议长的林枫同志，接到了中央命令：带领一大批军政干部，以最快的速度挺进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为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只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便组建了由延安来的“中央干部团”和从晋绥边区抽调的党、政、军干部组成的“东进支队”。东进支队主要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也有一部分警卫人员和勤杂人员，共1900多人。林枫同志是这支队伍的总负责人。

“东进支队”从兴县出发是在中秋节后（公历九月二十二日）。那天，支队的全体干部战士集合在兴县城西关蔚汾河畔，林枫同志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支队的几位领导。之后，又作了简短的动员，大意是说：党在“七大”时就明确要求注意东北，再三强调争取东北的重要性。毛主席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有了东北，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鉴于东北地区的重要性和争取东北的迫切性，中央决定调一百个团的连以上的干部去东北，我们是第一批，干部数量又比较多，中央命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尽早到达目的地沈阳。林枫同志还告诉大家，为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彭真、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已飞抵东北。最后，林枫同志说：这次行军路途遥远，可能还会遇到伪军和蒋、阎军的袭击，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精神，努力完成中央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向白山黑水前进！接着，解方参谋长宣布了行军次序，部队便出发了。林枫同志站在路旁，与送行的领导同志和分局驻地北坡村村民代表一一握手话别，然后翻身上马，随着支队长长的行列，缓缓而行。

时值金秋季节，路边的田野上，一片丰收景象。紧张秋收的人们，看到这支向东前进的人马，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站在田头地畔，不不停地向我们招手。看着这些热情洋溢的农民群众，想到在晋绥边区战斗的日日夜夜，林枫同志心里很不平静。

林枫同志是1937年9月随同北方局来到山西的，曾经担任过山西省工委副书记，晋西南、晋西北党委书记，是创建和领导晋绥抗日根据地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晋绥边区工作的八年中，他同边区军民同甘苦、共患难，一面与日本侵略者斗争，一面与阎锡山顽固派斗争。在边区最困难的时候，他同大家一样没有棉衣穿，但是还把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脱下来送给了政策研究室的李质同志。他为建立和巩固晋绥边区作出了卓越贡献，对边区的一山一水、一?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现在，他就要离开战斗、工作、生活了八年的晋绥边区了，他心里怎么能平静呢？

二

翻山越岭，走了几天，我们到达了刚刚解放的神池县城，准备过封锁线。由于日伪军拒绝向我们投降，支队要求全体同志做好战斗准备。当天晚上，我们冒着阴雨出发，计划从被称为“雄关险道”的杨方口越过同蒲铁路。

当时，铁路两侧一二十里宽的地带尚为敌伪军控制。在部队和民兵掩护下，我们顺利地到达铁路线。铁路上，在我们通过地点两旁，民兵使劲用铁锤敲打铁轨，装作破路的样子，以迷惑敌人。开始，敌人从南北碉堡向伪装破路的民兵打枪，但是不久就发现了通过铁路的大队人马，向我们打起枪来。敌人盲目射出的子弹从我们头上和身旁嗖嗖飞过。我们生怕林枫同志为流弹所伤，紧紧地守卫在他的身旁。林枫同志看到部队已经暴露，便停在路旁，沉着镇定地指挥部队秩序井然地快速通过铁路。这时支队参谋长解方同志赶到林枫同志面前，向他汇报说敌人的装甲巡逻车已经开出，催他赶快离开，在解方同志的一再催促下，林枫同志才离开了铁路。

通过同蒲铁路以后，第二天，便下起了濛濛细雨，道路泥泞，行走困难。我们的行军速度本来就不太快，一天约走一百里，这时就更慢了，一天只走六十里。为了坚决贯彻中央“以最快的速度挺进东北”的指示，林枫同志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大大加快行军速度。他提出，“早到一天是一天，早到一个是一个”。林枫同志决定：集中所有马匹装备，一部分领导干部，带部分警卫员，加上电台、机要科，组成“前梯队”，其余同志做为“后梯队”。前梯队能走多快走多快。经过这次调整，前梯队的行军速度非常之快，达到每天一百八十到二百里。

第二天下午，我们前梯队进入了当天准备宿营的应县境内的小石口村。恰在这时，一股外出抢粮的敌人与我警戒部队接触，一时枪声大作。由于情况不明，林枫同志命令部队集中到村里，支队的领导们当即研究对策。有的同志提议把警卫员集中起来冲他一下；有的同志主张绕道翻山，认为这样比较安全；有的同志则认为应当等后梯队来一起走。林枫同志认真倾听了大家的意见，说，我们带的大都是领导干部，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尽早带到东北，既要快，又要安全。最后决定：第一，队伍停止宿营，立即翻过小五台山向晋察冀边区靠拢；第二，尽快搞清敌情；第三，把情况告知后梯队，并从后梯队警卫部队抽调一部分人随前梯队一起走。林枫同志派我和任保让同志去后梯队，他嘱咐我们，找到后梯队后不要停留，连夜赶回，从这里进沟翻山，沿途找前梯队，务必在第二天中午前归队。

接受了任务，我们策马扬鞭沿来路返回，约摸走了五十里，找到了后梯队。我们带着一部分警卫部队连夜追赶前梯队。爬上海拔两千多米的恒山时，已是红日东升，山顶白雪皑皑。不难想象，前梯队连夜翻越此山，是非常艰险的。翻过恒山，我们在繁峙县的沙河找到了前梯队。我们到达部队驻地的时候，林枫同志和解参谋长还在看着一张小比例尺的《中国地图》，一面看，一面用火柴棒量着，按照比例尺计算支队前进的距离。一望而知，他们从昨天夜里翻越恒山起就没有休息过。

事后，听作战科杨中利科长说，前一天在小石口遭遇的是应县伪军，约摸一百人，敌人误认为我们是骑兵部队，不敢靠近，放了几枪就逃跑了。

 三

10日18日，我们抵达宣化。晋察冀边区的领导聂荣臻同志和边区的同志们多方关心帮助我们，送来了我们急需的棉衣、鞋帽和其他日用品，并派车把林枫和支队其他领导同志拉到塞上古城张家口，又安排我们其他同志坐火车到沙城。我们这些同志大部分是第一次坐火车，新鲜得不得了。一路上，兴高采烈，东进以来的紧张气氛和疲劳一扫而空。直到沙城下了火车，还在说着坐火车的事情。大家都说，还没坐够就让下车，实在是不过瘾。林枫同志这时已经回到支队，他听到大家的议论，风趣地说：“不能再坐了，再坐就坐到国民党的北平去了。”又说：“同志们，再加一把劲，我们争取到古北口或承德再坐火车。”正说着，队伍路过一个小镇，林枫同志边走边对我们说：“这个小镇叫土木堡，别看它不起眼，在历史上却是很有名的。明朝正统末年，瓦刺贵族也先率军攻明，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怂恿下，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到了大同，刚听到前方小败，就惊慌撤退，且行军路线屡变，明军混乱不堪，至土木堡被也先追及，英宗身边的将士饥渴疲劳，仓促应战，伤亡过半，而英宗也做了蒙古人的俘虏。这件事在历史上就叫做‘土木堡之变’。”同志们兴趣盎然地听着林枫同志谈古论今，一点儿也不觉得行军的劳累，很快便到了延庆。

在延庆住了一宿，五更造饭。天刚一亮，我们就又出发了。由于美日蒋勾结，阻止我八路军进入平津等大城市，我们一出延庆，就离开了大路，翻军都山，沿古长城东去，取近道直奔古北口。因为山道崎岖，不能骑马，林枫同志便和我们大家一起步行登山。虽然时值暮秋，但还是人人汗流浃背。在一个小山顶小憩，林枫同志走到不远处的一座烽火台旁，向南瞭望。我去给他送水的时候，他手指夹着一支没点燃的香烟，指着前方对我说：“南边不足百里就是北平，目前已被国民党抢占了，现在我们还不能去，但毛主席在‘七大’就说过，‘七大’在延安开，‘八大’要去北平开，‘九大’要去上海开。”顿一顿，他又说：“北平我们是一定要去的。”林枫同志神态严肃、坚定，话语中充满对革命必将在全中国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心，和对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蔑视。林枫同志的话语深深地感染了我。是的，我们一定能把国民党反动派从中国的土地上彻底清除，为我们的祖国创造一个阳光灿烂的明天。

自延庆出发后，“东进支队”日夜兼程，没有住过一个整夜，没有睡过一个整觉，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休息一会儿。机要员还往往要利用这个时间架起电台向中央报告前进的位置，接收中央的指示。而林枫等领导同志则更忙，每每要抓紧这一点时间围着地图计算前进的路程，选择行军的路线，搞得连打盹的时间都没有。如果遇上电报没收完，林枫同志常常让部队先出发，自己留下来等电报收译完毕再去追赶部队。这样披星戴月、马不停蹄的长途连续行军，使同志们疲乏已极，骑乘的牲口也疲惫不堪，有的马背被磨破，出血流脓，不少同志不能再乘马，只好步行。鞋磨破了脚打泡了，困难越来越多。尽管这样，也坚持跟上队伍。

我们原拟在承德乘火车去沈阳，但到达承德西郊后，苏军不但不让我们乘火车，就连通过市区也不行。支队的领导与冀热辽军区取得了联系，向彭真同志和陈云同志汇报了情况。彭真同志、陈云同志当即指示东北局派火车来接我们。我们又经过两天的行军，到达平泉车站。东北局派来的火车已经到达。支队领导决定，人乘车，马匹留下，“东进支队”的前梯队于10月23日胜利到达沈阳。这样，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行军，我们终于比国民党军队早四十多天进入沈阳，为开创东北根据地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作者简介：

罗衡，原名罗占鳌，离休干部，离休前是中共安徽省人民政府测绘局委员会委员，代理纪委检查委员会书记。文章写于1985年9月）

组织部长的工作艺术

1945年10月23日，林枫率领的1900多人的中高级干部团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比国民党军队早四十多天进入沈阳。林枫作为中共东北局的五位成员之一，同先期到达的另四位成员彭真、陈云、伍修权、程子华同志汇合。按中央安排，林枫负责筹建东北局组织部并担任部长，首要的任务是，按照当时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分配各地陆续到达东北的各级干部，使他们根据需要迅速走上工作岗位。

“八·一五”东北解放，是苏军在东北抗日联军和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的武装配合之下实现的：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部分武装，在抗日战争的残酷年代，有一部分转入苏联境内，此时，随苏军一起进军东北。他们熟悉情况，对敌伪的斗争经验丰富，同东北人民有过同生死共命运的血肉联系，在解放东北战略要地的斗争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李兆麟、周保中、冯仲云等同志都是抗日联军著名的领导人，这时在苏军的支持下建立起吉林、松江、哈尔滨等省市的人民政权，他们是这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人。在配备各地领导干部时，东北局和林枫同志都很重视发挥抗联干部的作用，所有抗联的领导骨干都参加了各地的领导班子。

为实现东北人民的彻底解放，在苏联出兵东北之初，党中央就决定，为配合苏军作战，命令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抽调党政军及民众团体各级干部去参加收复国土、肃清敌伪残余的工作，这就形成了建设东北解放区的骨干力量。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来源，不仅是在当地领导过人民抗日斗争的干部，更大量的是从内地各个抗日根据地抽调来的东北同志。当时，林枫按东北局的决定：省一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由东北局提出意见，报请中央批准后统一安排：省级以下干部的任用，一律由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由于干部来自各个解放区，虽然他们的革命理想、政治目标都是一致的，但是，具体环境不同，经历和作风自然也有差异。对这些干部的配备使用，既要利于紧密团结、共同对敌，又要利于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和积极性，这就成为干部政策必须首先考虑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必须采取党中央在延安整风中总结的经验，要从照顾“山头”，达到消灭“山头”，实现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不以“山头”划线的政策。在当时，这是分配干部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林枫同志对上述问题十分重视。每到一批干部，先从名单中了解，从哪个地区来的，各级领导骨干有多少，然后和东北局领导同志商量研究，分到哪里去。对从同一地区来的地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一般不集中于一地，而是分散到不同的各个方面。因为当时东北全区，经过敌伪的反复镇压摧残，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革命力量，几乎已不复存在。无论农村或城市，一切工作都需要重新派人去开辟。所需干部不仅数量很大，而且要党、政、军、民各种干部俱全。中央从各地抽调来东北的干部总数约两万人，要使所有干部迅速到达工作岗位，还必须作好妥善的输送工作。在苏军撤退之前，他们强调苏联同国民党政府订有条约，必须把政权移交国民党，国民党接收人员不到，苏联军队不能撤。而我们的工作都是以民间的名义出现的，这就使当时的工作在一个时期增加了许多困难。既不能公开以共产党的身份出现，也不能以八路军的名义从事活动。苏军撤退后，象党在地下工作时期一样，为保证一些干部的安全，还得派交通员护送到工作地点，东北局为此专门建立了交通科，承担输送干部、传递信息等任务。

苏军撤出东北后，我军同美帝国主义者武装起来的国民党政军府，立即处于严重的战争局势，战备工作迫在眉睫。要选派经验丰富、善于联系群众的干部到前沿阵地去支援前线，选派更多的人到各地区去发动群众、清匪反霸、扩军建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同时，选派必要的干部建立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以便使各种工作都能有组织有领导地密切配合。这些工作在当时都是必须考虑的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对这几个方面的干部配备都是必要的。但在当时国际形势瞬息多变，国内战争紧张的条件下，各方面工作都照顾得很好，又是很不容易。再加上许多干部从各个农村抗日根据地到新解放的大中小城市，从做一般工作提拔到做一定范围的领导工作，情况变了，地位变了，思想和作风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果领导上对这些问题不加以注意，必然要发生各种不良倾向。在分配工作方面，有些人不是从党组织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是从自己的愿望出发，愿在城市，不愿到农村；有些人还存在着一种错误思想，“宁做鸡头，不为牛后”，认为鸡头虽小，但可指挥一切，牛后虽大，但处于被支配地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向党组织伸手要官。这些错误思想不清除，说服干部接受任务都是困难的。

林枫同志针对这些情况，他认为这些思想必须纠正，对不顾实际需要坚持个人要求的人决不迁就。革命工作只能按照组织的需要和本人所具备的条件去分配。由于东北是新区，工作机构都是新建的，农村工作、城市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工作，各方面都需要人去开辟。从组织上说，分配干部挑选余地是大的；但从个人说，则不能只根据个人的要求，不顾一切地挑肥拣瘦。他经常要干部科（最初由李梦龄同志任科长，不久他调吉林工作，由我兼任科长）的同志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对个人伸手要官、向组织讨价还价、不接受工作任务的干部要进行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对坚持己见的人，宁可暂不分配，促其提高觉悟。极个别的错误严重者才给以纪律处分。

在分配、使用干部上，由于坚持了林枫同志所强调的原则，保证了当时各个主要方面干部的急需。在干部使用上一发现有地区性的不平衡（质量、数量、地区来源等），就及时进行调整，促进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各种工作的顺利发展。

林枫同志对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主张认真研究他犯错误的原因，从多方面进行耐心的帮助教育，不是简单地采取纪律措施去处理。这是他经常向干部科的同志提出的指导思想，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例如，一个最早由晋察冀边区派赴东北的领导干部，开始由于工作急需，分配到一个省（伪满原来的小省）作领导人。大批干部，特别是延安来的大批领导干部到达后，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原来分配的工作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加强。组织上又派了一位同志到这个省去加强领导，把原来的这位同志改为副手，这个同志思想不通，表现了不愉快、不理解，产生了消极情绪，不利于合作共事。产生了不满情绪，就感到悲观失望，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即提出要求退党。

作为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领导干部，这种态度是极端错误的，也是出人意料的。在当时情况下，人们对这样的党员是难以谅解的。往往要给以纪律处分，甚至清除出党，顺顺当当地允许其退党不是不可能的。林枫同志对这位干部没有采取简单批评的做法，而是对他多次耐心开导，争取他提高思想觉悟，自觉认错。经过比较长期的帮助教育，这个同志终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行为，打消了“退党”的念头，检查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对党的不正确的态度，重新接受组织上分配的工作。实践证明，这样做才能达到真正地帮助人、挽救人的目的。

坚持党的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不盲目地人云亦云，这是林枫同志的又一个特点。

在东北新区如何建党，是人们经常议论的新课题。“在新的情况下，一方面要发展党，这是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所必需的；另方面情况复杂，挑选和培养发展党员的对象必须做认真细致的工作，否则就会发生降低党员质量的偏向。特别是对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一定要注意打好建党的基础”。这是林枫同志对组织部的同志经常强调的建党原则。

当时有的地方主张“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办法发展新党员。就是说，谁要求入党，首先自动报名，然后群众讨论，最后由党组织批准。这样做的结果是无法保证党员的质量和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的。

林枫同志作为东北局的领导成员和组织部长，对这种做法不能不表示明确态度。他认为吸收新党员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的条件和手续来进行，不能只是根据本人的自愿，重要的是从工作实践中去发现积极分子，经过考察了解和培养，帮助他提高觉悟，对党有了正确认识，并且有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愿意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党的具体工作，才能吸收他入党。群众公议是必要的，但不能代替组织的考察了解和有计划的培养。因为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组织，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实现被压迫阶级和群众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政党，不是为某种局部利益组织起来的社会帮派。党有章程和纲领，党员的行动要服从党的宗旨。对于一个普通群众来说，这些都不是自然形成的。必须经过斗争实践、经过帮助教育、经过考察了解，才能鉴别出本人的各种表现是否符合入党的条件。只是根据本人的“自报”和群众的“公议”，还不能反映本人的全面情况。这样，如果经过“公议”群众认可了，谁可以入党，党就无条件批准，那就无法保证党员的质量。群众对一个人的了解，也可能只看这一方面，忽视了另一方面；只看到了现象，没有了解其本质。如果党不批准群众“公议”认可了的“新党员”，那就表现了对群众的不信任，会影响党和群众的亲密关系。

但是，在当时有些同志包括有的负责同志是很欣赏“自报公议党批准”这个发展新党员的公式的,而且在一些地区进行了公开的宣传。由于意见不一致，后来经请示中央，中央没有肯定这种做法并指出了它的不足，从此在东北地区也就不再推广。

林枫同志在分配干部的问题上，得到彭真同志、罗荣桓同志的高度评价。罗荣桓在和彭真谈话时说：“你别看林枫这个人不声不响，在短期内把那么多干部分配下去，竟没有提意见的，真不简单哟！虽然这些干部受党的教育时间长，但是和林枫同志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及工作分配得当都有密切关系。”

(未完待续）

（本文出自《全国林枫中学革命传统教育读本——林枫》）

［林枫，革命家、我校校友，1928年在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区立东海中学（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的前身）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