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教育 心向民众

献身教育   心向民众

四十六年前，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学习时，有幸聆听过董渭川先生教授的《中国古代教育史文选》。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董先生文史功底极深，对中国古代教育家的经典论著烂熟于心，常常大段吟诵，剖析阐发，明理辨义，深刻透彻，发人深思。特别是他在讲授《礼记•记运》篇时，对“大同之道”一章，更是反复诵读，抑扬顿挫，铿锵有声，声情并茂，感人至深，至今仍记忆深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人。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这条通往“大同”的大道，或许最能表达董先生的执意追求。

今天，我们又有机会拜读由董先生的公子董乃强编选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董渭川教育文存》（以下简称《文存》），《文存》比较翔实地记录了董先生献身教育的奋斗历程，凝聚了董先生的教育智慧和执着追求，使我们对董先生有更多的了解，更深的感受，为我们学习和研究董先生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一、致力于中等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董先生早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读书时，就开始在平民学校、志成中学兼课，培养了对中等教育的浓厚兴趣，“每星期担任两小时国民班的缀法，……非常有趣味”。毕业后先后任天津南开中学教员、东海中学校长、安徽省、山东省教育厅督学以及指导学生在广西国民中学的实践，前后达16年之久。在长期的实践基础上，对中等教育的重要地位、实际教学中存在的弊病有了深入的了解，进行了缜密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极富创意的真知灼见。他指出中等教育是学校教育系统中的“全部教育枢纽地位”，却也是“全部教育弱点之重心”。他在《国民中学问题之剖视》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要想彻底扭转这种局面，改革当前的中学教育势在必行。他认为，“因种种客观条件限制，要教育有所成就，非和政治、经济、军事打成一片不可，非把教育安排成‘计划建设’之一部门不可”（《国民中学之理论与实际•后记》），中等教育应办成“民族本位的、计划建设的、社会中心的、劳动生产的、机会均等的”，是中学教育改造的方向。（《中学教育改造论》）1938年他接触到雷沛鸿在广西推行的国民中学制度，发现国民中学制度和自己理想的中学制度“路向吻合”，“由研究而发生了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认定国民中学制度是改造我国中学教育的唯一出路”，董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广西国民中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他不仅指导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生到附属国民中学实习，还亲自参与招收新生、家庭访问，并根据战时需要制定教学大纲、编写教材，指导教学改革。《文存》中选入的1940—1944年的文章突出地反映了这一主题。

二、强调高等师范教育应“而向中学”，培养高水平的中学师资

新中国成立后，董渭川先生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在50年代初在有关高等师范院校是“面向中学”还是“向综合大学看齐”的争论中，他始终坚持高等师范院校的任务“主要是培养新中国中等学校的师资”，强调课程设置要“面向中学”的实际。当他发现各系必修课中有减少甚至取消面向中学的课程时，感到忧心重重，在各种场合反复呼吁高等师范院校联系中学实际的重要性。他所撰写的《师范大学往哪里去？》就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主张和办学理念。

董先生十分关注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实习。他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授，同时兼任学校实习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校实习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1956--1958）。《文存》中收录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实习工作》等文章，集中了他指导学生教育实习的丰富经验和实际探索。他认为教育实习和平时教学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他说：“教育实习以平时的教导为基础，又尖锐地揭示出平时的教导如何改进，这就是二者间的相互制约性，但是，相互制约的能不能具体起到作用以及作用有多大，关键都在于师范院校和实习学校各级领导人能不能正视这一点。”（《教育实习的真精神》）他非常赞同高等师范院校四年级本科生分两次实习的制度（第六、第七学期各有六周集中实习），认为：“分为两次的道理，除掉实习的对象不同（初中、高中）、内容不同、方法不同以外，在要求前一次是在系和中学的教师共同帮助下作初步尝试，而后一次就着重在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本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道理，在一次实习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咀嚼、消化以至于知识的补充，再次实习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就都提高了，这比一气呵成（即令多几周）的效果大的多”，董先生把学生教育实习提到了高等师范大学办学方向的高度，“表面上是实习的一次两次问题，归根结底是师范大学的方法问题、本质问题”（《师范大学往哪里去？》）这些见解，凝聚了董先生多年的心血和宝贵的切身经验，对今天的教师教育仍有很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投身社会教育，面向民众，心向民众

董先生早在1921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积极参与平民教育运动，兼任附设的平民学校教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民众教育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教育得到了政府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扶植，以民众教育馆作为综合机关，迅速从江苏、浙江推向全国，形成席卷全国的民众教育运动，一批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其中，致力于这场以“教育改造达到社会改造”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在这场运动中，董渭川先生主持的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因其灵活创新的方式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备受瞩目。董先生在积极从事民众教育馆实践的同时，还对社会教育系统如何和学校教育系统联合发展进行了开创性理论探索，这是董先生教育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932年发表的《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之不可分性》一文中，董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在当时的中国，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具有特殊的不可分性，唯有认清楚这一点，中国的教育才有普及的希望。他指出，“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目前虽皆无普及之望，但只要主持和实施的人认清楚不可分的这一点，用同一的态度与方法，努力向互谋沟通的道路上走，则义教对儿童，民教对青年及成人，两者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庶几皆能认真实现，而且有逐渐普及之可能”。此时，正是社会教育界谋求“独立社会教育系统”呼声正高的时期，董先生提出“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不可分”，似乎“不合时宜”，先生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民国二十一年夏，中国社会教育社开第一届年会于杭州，作者在开幕式中曾谈到如何联合办学校的人和我们携手共进的问题。这话似乎说到题外去了，没引起大家注意”。（《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合流之刍议》）在没有同道响应、支持的情况下，董先生不附和、不苟合，而是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董先生这种从现实出发、努力谋取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共同发展的主张，更有建设意义和适用价值，最终嬴得了社会上更多的响应和支持。在先生的努力下，《山东民众教育月刊》（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编辑出版）在7卷8期出版了“学校社会化问题专号”，《教育与民众》（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编辑出版）遥相呼应，刊出“学校教育扩充专号”（5卷9期），对社会教育兼办、专办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为沟通社会教育和社会教育系统作了更广泛的社会与论准备，1938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顺利出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董先生认为，“中国的学校教育不能和社会教育划分为两个天地，单独向前发展”，要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者“合流而统整为一”。《文存》收录的相关文章，比较系统地呈现了董先生一以贯之的执着和学术理念。如《就中国教育之新动向论师范生毕业参观问题》（1933）、《我们从事乡村工作的第一阶段》（1935）、《论我国民教馆之特性与问题》（1939）、《从各国扫盲的先例说起》（1940）、《国民中学能否为成人教育打开一条路》（1941）、《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合流之刍议》（1941）等。特别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合流之刍议》一文中，没有空口泛谈为何应该合流，而是在对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合流的原因作了历史回顾，认为“凡此种种，皆所以证明事实逼到中国的社会教育非走耘人之田的路子不可，非使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携手不可”，在此基础上，从师资培训、机构调整、内容适应、方法革新、制度安排以及行政统一等方面，对两者如何实现合流作了有很强操作性的方案。在文章结论部分，他语重心长地反映出，“或许有人觉得本文有故意贬抑学校教育之嫌，或许有人觉得本文有居心消灭社会教育之虞。但作者并无偏倚任何方面的成见，只是站在‘社会化’的立场，为中国教育谋出路。客观的事实谁也不能颠倒，社教机关也尽有被人看作养老院的，学校也尽有走在时代前面放异彩的。……”这些主张和见地，摆脱了“在社言社”的狂热和知识分子的天真（陈礼江语）。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理性、有所执着的教育家形象。

《董渭川教育文存》作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文库”，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继“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的继续和补充。过去因为历史原因，一批有成就的教育家，如董渭川、邱椿、邰爽秋、古楳等等，很长时间以来，甚少有人整理他们的文章、著述，也就没有出版社相应的关注；也正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料，他们也较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空白和遗憾。这次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董渭川教育文存》，可谓是一个开创。《文存》选择了董先生1923—1957年期间有代表性的论文，并以附录的形式，把董渭川先生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动系年和主要教育论著目录作了梳理，给进一步学习、探索和研究董渭川先生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相信，随着《文存》的出版，不仅会推动董渭川教育思想的研究，而且逐渐会有一批以往被我们忽略、不被重视的近代教育家的著述再次面世，丰富近代教育史的园地。

王炳照

2007年9月24日

附 王炳照简历：

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5年考入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读书，两年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1961年本科毕业后保送教育系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学习，毕业留北师大工作。王炳照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院长，连任第三、第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曾任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史学科组组长，人事部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此外还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和《教育学报》主编，《高等师范教育研究》和《教育史研究》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中国教师》等杂志编委会成员等职。王炳照先生还担任了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河南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大学的兼职教授。